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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次更大的聚会，加州理工学院全校师生员工团聚在校园里向鲍林致意。350多名员工、校董和朋友应邀参加宴请，听取杜布里奇对鲍林的成就所作的简要介绍，观看当场表演的一幕讽刺鲍林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短剧，演出单位是“化学和生物股份公司”，引来阵阵哄堂大笑。
他们给短剧起名为《通向斯德哥尔摩之路》。全剧刻画了学校对鲍林所持态度的比较轻松的侧面：赞赏，喜爱，然而又有一点不闻不问的味道。剧中还配上了无线电播音员的声音，对鲍林轻松的讲课风格逗笑取乐，几名弹奏音乐的学生将鲍林关于分子共振的思想比拟为爵士音乐。（“孩子们，你们应当听一听一个碳氢分子是怎样工作的。先生们，这是有真凭实据的谋杀。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不过，全剧的高潮是一系列配上了流行歌曲的讽刺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小镇旅店》：
鲍林之路百折不回，永远指向前方。
鲍林之路苦尽甘来，永远令人神往。
这是知识的浩瀚海洋，让您纵情倘佯。
也许还有若干地方，不值得您驻足张望。
爱娃·海伦则被描绘成一个日思夜恋的姑娘，向她的老师倾诉衷肠（配上的乐曲名为“张开双臂拥抱我，我的宝贝心肝”）：
莱纳斯·鲍林，我的宝贝心肝，
他在我的化学世界里变幻莫测。
啊呀呀，他的眼珠滴溜溜闪现，
我周身原子就全都上电。
他靠近我的身躯，我的血分子全都涌向我的脸面，
我却分不清何为碱基，何为磷酸。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鲍林博士讲课，犹如朗诵诗篇，
字字都是音符，扣动我的心弦。
我的化学价，已经全部改变，
我的运动轨迹，也有了新的安排。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凝结在我的心田，
我与他共享两个电子，周游在外层空间。
啊，纵情欢乐吧，你永远不会看到，
如此动人的亲情，如此醉人的眷恋。
最后，播音员朗读了几份来自友好人士的虚拟电报：“反动的资产阶级走狗：我已经告诉你五十遍了，共振与量子力学格格不入。签名：弗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卢贝契夫斯基。”另有一份电报更使鲍林笑得前俯后仰：“亲爱的鲍林博士：您得了诺贝尔奖，同时也洗清了自己的罪名。我们不会发疯，只要您不发疯就行。签名：奥维塔·卡尔普·霍比与露丝·希普利。”
这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夜晚，高朋满座，气氛温馨，笑声阵阵，友好热情。在学校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夜晚实属少见。不过，对鲍林来说，这将成为永远找不回来的回忆。
在这样的场合，关于希普利的玩笑就特别让人捧腹一宣布得奖后的一天，在离开康奈尔前往普林斯顿的途中，鲍林给许多头面人物写了信，其中就有参议员韦尼·莫尔斯和保尔·道格拉斯，还有前最高法院法官欧文·罗伯茨，鲍林请求他们帮助他收回出国旅行的权利。他还给小胡佛写了一封信。此人曾长期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董事，新近才被任命为副国务卿。小胡佛对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表现很看不惯，因而更谈不上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了。
还是公众再一次帮了鲍林的忙。在诺贝尔奖宣布以后不久，美国驻瑞典大使告诫国务卿杜勒斯说，鲍林的护照难题已经成了斯德哥尔摩议论的中心。“我们在此对鲍林的政治态度和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如果拒发他的护照，那么瑞典各个方面的公众舆论将会作出对我们具有灾难性的反应，”他这样写道。“切望能很快得到你们的确切通知，务必如期签发护照。”
不管怎样，这一通知还得等上若干时日才能发出。联邦调查局下令再作一次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就是跑林又重操旧业，到处发表演说。在一次演讲中，他公然鼓吹在内阁中成立一个“和平部”。有关情况又传到了希普利那里。在一个星期中，鲍林的护照难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媒体报道的热点。然而美国国务院仍无动于衷，希望鲍林主动先走一步，正式提出申诉。一旦上诉，事情又可拖上几个月时间，然后再找一个借口，称有关方面像对待其他美国人一样，正在考虑鲍林的具体情况，一切都在正常的渠道中运作。
鲍林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一招。支持他的信件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电报来自美国新闻处驻欧洲的一位官员，他“紧急提议”批准鲍林出国，以便消除公众舆论的负面影响。与鲍林有关的公函在国务院各部门之间来回穿梭。有些办事人员主张给鲍林签发护照，尽量减少不良后果——“鲍林是一种喜欢冷潮热讽，脾气古怪的人，他以前曾有一次拒绝到申诉委员会露面，这次也许更想让国务院出出洋相，”一名职员提醒说——另外也有一些人，尤其是希普利和安全首脑麦克劳德，他们主张先扣住护照再说。国务院法律顾问断言，根据现行法规，扣发鲍林的护照缺乏充足的理由，因为法律规定要有确凿证据表明鲍林接受过共产党的指示才行——然而联邦调查局已花了六年时间仍一无所获。为了结束这场争议，11月5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者除了麦克劳德和希普利以外，还有三个持温和态度的国务院官员。有人建议绕开申诉这一步骤时，希普利沉不住气了，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护照处与共产党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她说，“我最清楚，脱离现行政策另搞一套，必将后患无穷。”两年以前有人不顾她的反对，给鲍林签发了护照，就是开了抛弃现行做法的一个先例，这一次，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在鲍林的护照上写上几句话，使他除了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外，禁止他做别的事情，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也不行，希普利斩钉截铁地说。会议再也开不下去，只得中断。麦克劳德和希普利力主扣发护照，其他三位官员——将鲍林列入“冒失莽撞、头脑不清的左翼人士”的范畴，对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建议签发，以免引起公众不满。
杜勒斯作出最终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
小胡佛对此很不愉快。这就意味着无需经过上诉这一步骤，而这一手续原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为鲍林设置的。他认为杜勒斯的决定将置国务院于批评的火力之下。那一天晚些时候，他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朋友，要求这一机构审阅他为颁发护照所起草的一封公函。为了发泄怒气，小胡佛对这位朋友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将鲍林撵出加州理工学院，现在，不经申诉就给他签发护照，他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不久以后，小胡佛就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之职，从此与鲍林更是结下了不解之仇。
小胡佛对杜勒斯的公关问题作了一番考察。他对手下人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插手这种事情。”
那天下午，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给鲍林发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已被批准前往斯德哥尔摩。
同一天，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发现希普利独自一人坐在咖啡厅里。他走到她身边坐下。两人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谈到鲍林，谈到共产党人，谈到履行正常手续的重要意义。这位顾问注意到，希普利情绪黯然，对于她的意见再次遭到否定深感不满，对这样的办事方式表示失望，并再三重复应当拒发鲍林的护照。
几个星期之内，希普利正式宣布，她要辞去护照处处长的职务。
关于鲍林一案，麦克劳德创造了一种颇有几分幽默的说法。事情过后不久，一个国会委员会问起，鲍林怎么能不经申诉而成功地领到了护照，他回答说，颁发护照是“自我申诉”的结果。有人要他解释一下这一用语，他笑了起来，说，它的意思就是“国务院也要阅读有关文件”。
鲍林领到的护照，不但去瑞典有效，而且适用于去世界各地。
12月5日，鲍林怀着如往日一样的愉快心情，携带着爱娃、克莱林，还有小莱纳斯和他的妻子安妮塔，乘飞机离开洛杉矶。他们在哥本哈根与彼得和琳达会合，然后，一家子人，正如爱娃回忆时所说，“一帮快乐的人”，一道前往斯德哥尔摩。
鲍林从未见过像诺贝尔奖颁发典礼那样的场面。这一活动是从12月9日开始的，先是由瑞典皇宫大臣为获奖者举行招待会。会上，鲍林与两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