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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杨丰懋，我后来曾在我们舞会上多次见识过，给我的印象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傲慢的人，或者说装得像个傲慢的人，高个子，长方脸，西装革履，头发油亮，抽着粗壮的雪茄烟，神色冷漠，气宇轩昂，既有绅士的非凡风度，也有水手的那种粗犷气概。有一次，你母亲介绍我们认识，我和他聊起来，谈到共产党人该不该接受和谈的问题，他的见解是当时美国人的见解，就是认为共产党接受和谈是明智的。
他夸夸其谈地说：“共产党只有两门火炮和三支鸟枪，他们也许可以在梦中无数次地击败我们，但在现实中永远不可能。趁着当今全世界都厌战的形势接受和谈，隔岸相治，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
这些都是当时报纸上的言论。
分手前他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四五个显赫的头衔，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中华海洋委员会董事长。我所以独独记得住它是因为这个海洋委员会当时很有名气，是一个做着阴暗的非法营生却从来不遮人耳目的、从事军火贸易的秘密商会（像夫子庙的众多妓院），后台老板是美国议会一位官员。当时曾有不少知名人士呼吁政府取缔这个商会，因为这个商会干的营生无非是“拿中国人的家珍换来了些过时的废铜烂铁而已”。
不知怎么的，我自一开始就有种预感，觉得杨丰懋可能就是那个真老A。没人跟我这样说，也没这方面的征兆，但我一直这样想，而且从那以后我把自己对老A有的敬佩和仰慕都悄悄地给了杨及你母亲。直到半年多后，当我手上捧着真老A的人头像时，我才明白不是的。
我说过，自你母亲得到郑介民重用后，我们的工作做得很顺心，成绩也很大。跟所有耕耘者一样，收获给我们带来了古老而根本的快乐。
但等过了年，到了1948年3月后，我们接连遇到了好几件麻烦和不幸的事，首先就是老A的头像被四处张贴，悬赏捉拿。
那张人头像也许是根据谁的记忆由一个蹩脚的画匠描制的，很大，有半米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又长又乱和腮帮上的几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儿。反正这是一幅极其拙劣的人头像，不论是回忆的人还是描绘的人，在创作中都融进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极不真实是肯定的。我记得，刚到南京时就听保密局不少官员说起老A这个人，说他曾当过演员，擅长化妆术，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像者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妆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义成如此两人。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和老A不是同一人。
就是这张头像，后来复制出无数张照片和画像，四处散发，到处张贴。我相信，它在巡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他们话说，老A擅长化妆术，那么他一定将由此把自己化妆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生分”，那一定是回忆的不确切或者表达的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同时也会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的。
对此，你母亲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变化，“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照片。
我问：“照片和头像相像吗？”
你母亲痛苦地点点头说：“像。”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作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看，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不知你去过没有，完全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就只能变只鸟飞出去了。我记得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用了一个很老套的办法，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以文物国宝的名义走私出去。
这是一个多月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我们悬起的心刚刚轻松下来，不料你母亲又出事了。
唉，人老了，记忆也老了，舌头也老了，就连皮肉里的血也老了，干什么都不可能像年轻人那么爽快、利落。你见过老人行走吗？一步一顿，走一步退半步，很烦人是不是？而他们自己却并不厌烦，是的，除了不厌其烦他们没有别的能耐。我相信我很早就已变成一个老人，一个啰嗦的人，譬如这拐杖，它是说明我老和啰嗦的有力把柄，我离不开它，它既是我的累赘，又是我的一只脚，我靠着它出门、上街，预防各种跌倒的危险。有时候，我也要用它打一条冒犯我的恶狗，大街上也许没有一条真正的狗，但是像狗一样的人并不是没有。哦，你看，我又把话扯远了。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秘密得到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妻子让我带儿子和女儿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的演出，我以有事搪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就像有片薄薄的阳光在我心里蠕动着，使我看见细微，听到静的声音）。干我们这行静心静气是最重要的。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他们远去，初春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妻子一只手牵着儿子，一只手牵着女儿，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母亲和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上午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大决战已经开始，我们已经赢了第一个回合。我一边接受着熟悉的鼓舞（因为已是第二次），一边以一个幸福的人的眼睛预视着未来，我想我们的军队也许很快就会攻打南京，战争也许很快就会结束。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你母亲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马上意识到：她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就下楼去把门关了。回来，我见你母亲躺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个病人。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
“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呢？”
“我上午去医院了，”你母亲摇摇头说，“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只要其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大海。”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去缅甸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不知道，”你母亲说，“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我又问：“现在有谁知道？”
她说：“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