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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的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上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另外，定期大集市对商品销售也很重要；这些集市出现在商路两旁，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再从头开始，而且处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结构中，所以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拥有权力和财政资源，他们通常从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特许状准许他们组成单独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体的权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签定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或自愿同盟会，用以自卫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惯例中得到反映：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及经济统一体。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阿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及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在西北欧，商人则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同样，在印度，由于印度教强调放弃财产，商人毫无声誉。在印度，最理想的人物不是赚钱造宅第的、忙忙碌碌的商人，而是坐垫子、吃大蕉叶、无物质财产牵累的神秘主义者。因此，在东方诸帝国中，商人毫无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正稳步增长他们正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
五、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变成封建小国的聚集之地；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获取巴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教俗封建公国揭出了棘手的叙任权问题。诸城市有时结成象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那样强大的组织。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然而其时，还存在着一股与它们相对抗、正在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继承人“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势力。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无限多样、不断变化。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的权力相对立的拜占廷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力开始达到顶峰。为争夺日耳曼主教的叙任权，教皇和皇帝发生冲突，结果格列高利获胜，从而削弱了帝国的行政和皇帝的权力。到13世纪，教是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尤其由于虔诚的法王和英王相继即位，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卜尼法斯八世曾颁布《教皇训令》（1202年），坚定地阐明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这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议员们把国家繁荣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待、监工、帐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如今，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它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作为回报，君主向自由民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售价的一半。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是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到15世纪，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决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信仰的时代
西方中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在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土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教会是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其管辖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这是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此外，它们不象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