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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略）
昭和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上述起诉人的十名代理人
律师竹内三郎
进呈东京地方检察厅
从那天起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三年，仍然不见解决，为了传唤证人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八人出庭，其中已有三人出过庭。
这些人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会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可是所有报道都不怀好意，写的无非是艺人身处不习惯的场所，如何惊慌狼狈啦，这样写似乎就是告诉人们，艺人的见识是何等贫乏。冷静地想想，即便不是艺人，突然置身于法庭这一特殊环境而不惊慌，那才是怪事。
我一面想着“我的事也会写在明天的报纸上吧”，一面离开了家。
外面有几分春天的寒意，当我全身接触到外面的空气时，身后传来了母亲的声音：
“要顶住啊。”
“没关系，一结束我就打电话来。”
母亲看我和平时一样，好象放心了。
汽车穿过日比谷区，驶近东京地方法院。来来往往的车里，没有人知道眼下我的心境。好几辆汽车有秩序地起了过去。人们拼命地为了自己生存。即使一部分人吵吵嚷嚷闹腾的很凶，其他许多人也既不关心也无关系。这么一想，心里轻松了一些。汽车在前进。晦暗的天幕阴沉沉地低垂着。没有泥土气息的好象冻住了似的城市的柏油路向后退去，仿佛无情时光的流逝，我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一会儿，便看到了与天空一样颜色的高楼。高楼周围象镶了一道边似的，围着人群。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将用怎样的语言谈论我呢？以怎样的表情看我呢？我内心这样踌躇着，外表却象与此毫无瓜葛的人似地坐在车里，向事务所的人发出笑声。我一边冷静地听着自己的干笑声，一边厌恶自己在这种时候还笑。这次斗争一定要胜利，不能踌躇，不能犹豫。为了母亲和妹妹，并且为了我自己的幸福。
“淡泊、冷静、沉着，稳重得与年龄不符……”，这些都是人们谈论“艺人山口百惠”的模式化了的形容词。平素，每每被人这样说，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可是唯独今天，我决定充分利用这个给人们已造成定评的印象。大概被告方面的辩护团里的五位也对我持有同样的成见吧。倘若如此，他们内心里也该会打鼓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和对方站在同一条线上，站在同一条线上了，精神就会大大轻松起来，交锋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决定今天一天要好好扮演一下人们印象中的“艺人山口百惠”。
在简直要塞住耳朵的相机快门声中和要求我发表看法的声音中，汽车停住了。虽然身在灯光和声音的洪流中，我的心仍然是平静的。我小跑着穿过声浪。从墙壁一直向上没有分界线就连接起来的天花板上，回荡着“咯吱”、“咯吱”有规律的脚走声。我看着右侧关闭着的沉重的房门，象被男人们的脚步声追逐着，以很镇静的步伐走了进去。
“大概用一个半小时，最多用两个小时就能完哪，没关系吧？”
不知谁朝我这样说了一句，话里并没含什么恶意，我只应了一句“嗯”，反过来正视着那人的眼睛，淡然一笑，然后看了看窗下广阔的城市。天空和刚才一样阴沉沉的，外面还有点冷吧。
“挺沉着的呀！”
“嗯，挺沉着”
因为我回答的声调一点没变，周围的人显得有点惊慌失措。
一想到我居然能如此泰然自若地不露声色，就不能不对自己感到莫名其妙。
沉默在继续。
只有步调纷乱的脚步声在通响。我觉得走廊很长。但是实际上，那条走廊一眨眼工夫就走完了。
开始，我被引到一个小房间，说是间休息室，连窗户也没有。房间里没有摆设一朵花，显得很粗俗。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先看了看挂在房间中间墙壁上的表。时针指着下午一点十五分。
“请过目一下宣誓书。然后在这儿签名按手印。”
干我这样的工作，不管在吃饭时或者正在谈正经事，也不管正在疲倦得打着吃，经常被要求“请您签名”，我总是尽量地予以满足。但是个人私下去什么地方时，也常常说声“非常抱歉”加以拒绝。
不记得什么时候听比我资格老的一位演员讲过这样一回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喝酒，喝了不少以后兴致勃勃地走出来，正要走下台阶时，身后传来这样的声音。
“对不起，请签名……”
“真烦人！我除了工作时间外是不签名的嘛！”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是想请您在发票上签名……”
说什么补救一下好呢？他和身边的朋友一时都感到非常尴尬。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突然说出“很抱歉，除了工作时间以外的签名……”之类的话，在场的人会作何表情呢？
我边想着这些，边用平时不怎么常写的楷书给他们签了自己的姓名。
又看了一次表。
时间依旧在流逝着。房间里的人们在说着话，那单调的声音不断重复地包围着我。
之后，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差不多该去了吧。”
不知谁说了一句，打破了静谧。
响起了“嘎喀嘎咯”的声音，人们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在门口等待着传唤人。
有几个人走在前面，鸦雀无声。我明显地觉出全身皮肤的感觉，似乎都能感觉出它薄了，只有体内是热的。稍稍有些冷。是感冒了……哪能呢。雨……大概要下呀。静静的。啊！
“百惠，站起来呀。”
突然听见有人叫我。对了，我现在也许是在梦中。是个不祥之梦。我得醒过来。前面的人站住了，做了个“请这边”的动作，向我示意一座门。这是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门。外地的市民会馆里后台的门，学生时代教员室的门，这个法庭的门，这些门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推开了那扇门。
“另一个世界”，这句话的确挺恰当。旁听席上那些呆滞的目光区分不出是期待、是好奇、还是同情。我穿过这些视线，坐在中间的征人席上，右手拿着白色的手帕，背挺得直直的，以表示出对那种无形压力的一点点抵抗。
穿着发黑的素淡颜色西服的男人们，和深驼色的墙壁，组成一个深暗色调的世界，只有我的粉红色的连衣裙显得分外鲜艳。
“请证人举行宣誓。”
我读了在休息室看过的宣誓书。在结尾的地方我一笔一画写下的拘谨的签名得到了承认。
——越发象母亲的字体了。
和这个场面毫不沾边的念头又掠过脑海。
对证人提问开始了。五人辩护团中最左边的一个稍胖的男人首先发问。他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和我回答问题的声音运响在盒子一般的法庭中。我捕捉他的声音时，耳底微微感到疼痛。那余音缠绕在脑子里，耳病变成了头痛。提问从读到那篇报道是在何时、何地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开始。我回答完一个问题后，深深喘了口气，又转入下一个问题。那个男人象一句一个停顿似的清清楚楚地反复提问，我也意识到得让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选词择句地回答，我觉得两个人的问答就象电影中的一个镜头似的。并且，我同时也从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感到他把我看作对手，扮演某个角色时的愉悦。
坐在座位已经过了多久呢？说是三十分钟或两个小时，我觉得都未尝不可。
表……没有。
时而听到旁听席上传过来的咳嗽声。这声音很耳熟。即使如此，在这个“盒子”中，我却连时间也不能知道。要想知道时间，就非得问别人吗？五位辩护人接连发问，每次回答我都是冷静的。事态仿佛随着我的步调发展着。
“你懂得‘起诉’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
“因为以前，母亲对某杂志社采用过‘起诉’的形式，所以那时……”
“是哪位起诉的呢？”
“母亲。”
“你母亲起诉，你怎么就懂得了‘起诉’的意思呢？”
“因为是亲属，当然懂得。”
多么无聊的提问呀！碰上这些不合情理的问题可真叫人作难。提问的内容，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即便提出的问题逻辑不通，他们也会以可怕的速度和激烈的口吻去抓别人小辫子。这种时候，处在证人这一特殊地位上，越是拼命想使自己的回答合乎逻辑，也就越容易说“那个、大概”呀、“如果的话”一类暧昧的活。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我怎么会愚蠢得上这种圈套呢？我确实感到斗争中自己的坚强。我连一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