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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冲着父亲走过来。两人之间彼此说了些什么话，我听不清楚。纵然听清了，那时我也不会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只是我这个小孩子头顶上他们彼此来往交错的尖锐的目光，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只有在我和父亲散步时才碰上的“可怕的大娘”，对我连瞥都没瞥一下。
濑谷的这座公寓里，有一个供住户轮流使用的公共浴池，孤零零地建在离公寓不远的地方。
有一次，把浴室和脱衣间凑合着隔开的那扇不牢实的木门悄悄地被推开。那开法绝非寻常，象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把它推开的。我从母亲身后窥视着。原来是那个可怕的大娘，我没弄清楚她那身西装的颜色和式样，只有那对大耳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穿着鞋就要往里进。说时迟那时快，母亲抓起身旁的水桶，从澡塘里舀了桶水，朝站在门口的那女人身上一下子就泼过去。
我害怕了，也不管事情会如何结局，只知道给母亲助威，两手掬起热水，冲着门口撩去。
当时，母亲那怒不可遏的感情，并不单单是出于对那个女人的反抗，也是由于自己的肉体和内心被人窥探而产生的反感的爆发吧！
跑到外面的那个女人的身影从窗前一掠而过，她临走时甩下的短短几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那女人的脚步声消失在昏暗之中的时候，脸色憔悴的母亲从浴室的水蒸气中露出肩膀，她不想再洗下去了。
我没有父亲。
即便是他作为一个肉体在地球上存在着，我还是要否定他的存在。
他不是每天一到夜晚就回来的人。与其说他“回来”，倒不如说他“来”更恰当。
“哎，今天，爸爸来吗？”
每次母亲被我这么一问的时候，她总是愣一下。
他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个大黑皮包。在我幼年记忆的长河里，浮现出他从皮包中取出绿色的画着“狄斯耐”图画的盘子，笑着递给我的情形。他夹着黑皮包，象例行公事似地洽谈生意的人到家里来，在家里逗留。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我异常亲热，非常喜欢我。只要我说要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的是他，我想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的也是他。我心里总盼望他来。他来了，我就高兴，那时，我的确是喜欢他的。
但是不久，就在这无所起伏的日常生活里，我曾几度目睹母亲被那人所背叛。他对金钱比别人要多费一倍，然而那时维持我们生活的费用却是靠母亲做零活筹措出来的。
即便如此，母亲仍然相信他。“过了这个关口，只要熬过这个关口”，母亲就是以这样认准一条道的心情，一直相信了他。这还是我最近才听她说的：我就要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必须为我凑足一笔学费，她下决心同那个身为父亲的人商量拿钱的事。内心里也感到有点放心不下的母亲，自己预先已经预备好了钱，可还是希望他会在最后一刻把钱送来。因为母亲愿意相信当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情，也许就是想以此来证明他对自己的爱情。但是最后，他辜负了母亲的信任。象这样一个人，对于法律上承认的家庭，却是如期交付生活费的。他甚至还筹措了几十万元作为自己儿子的结婚费用。
“我怎么都行，可是不许你对孩子不一视同仁。”
母亲说，就在那时她第一次想到该和父亲分手了。她一方面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事实铭刻于心，另一方面又好象有点惋惜着什么，慢慢地、在我看来拖得令人不耐烦地同那人断绝了关系。
我快要上中学的那年春天，很少这么早回到家来的他拦住我，对我说：“我以为你上了中学，就谈论男朋友呀什么的，只要和男的挎着胳膊在一起走一走，看我不揍扁了你！”
那口气严厉极了。
那时，他的目光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目光，不是把女儿当作女儿，而是象看自己占有的女人那种动物的目光。对亲生女儿的那种猥亵的目光，把我和这个父亲隔绝了。
我想，我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讨厌他的吧。如果以假定、结论、证明的论说方法来说，也许那时就已经对父亲作出了结论，现在只是证明了过去对他的厌恶而已。
我不爱他，也不希求这种爱情。别人或许会说我这个作女儿的太冷漠吧。事实上，真有几个人面对面地这么对我说过。
开始工作后的一年之间，我过着租房单住的生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母亲她们也从横须贺搬到东京。我们在目黑区的某公寓里租了一套房。等到家里的事和学校的事终于都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入夏以前不久了。一天半夜，我被隔壁房里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我竖起耳朵听着。可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昏暗的房间里的槁扇被拉开了，我看到邻室的荧光灯放着异常的亮光。
——父亲病危。
这突然的消息使我困惑无措，母亲转过身，背朝着我麻俐地穿戴好。
“穿好制服，在家等着！”
她留下这句话就出去了。
母亲走后，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来电话叫我和妹妹，我们照她吩咐穿着制服，揉着惺松的睡眼，赶到足利的医院。
病房气氛是紧张的。
他躺在靠窗的病床上，发出既不象鼾声又不象呻吟声的异样的声音，患脑溢血的人大都是如此病状。护士不断地进进出出，医生坐在他的左侧，而母亲担心地注视着病人，脸色苍白。听着他那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呼吸声，我有一种直觉：“啊，这人死不了！”
来这里的路上我曾想：要是看见即将死亡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会惊慌失措，女儿如果被置身于一定要为父亲送终的位置上，恐怕会又哭又喊，哀告他可不要死去的吧！
但是，我一步迈进病房以后，脸上连一滴眼泪也没流过，甚至忘记了盼望他别死。我只想，不愿意让站在我身后的妹妹看见他那难看的样子。
看到我始终站着不动，并且也没有跑近前去，同来的一个公司的人说：“你可真无情呵！”
说这话的也是作父亲的人，他是两个儿子的父亲，所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同病床上那人等同起来了吧。然而，我却被“无情”这句当然并非过分的话刺伤了。以后一段时间里，一分析起自己的“无情”，我就感到苦恼。
他不亲切，不坚强，不纯洁，也不勇敢。当然，我不知道他和母亲的来往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男女间的纠葛；我也不清楚母亲为了什么爱上了他，直到与各种各样的困难作斗争，生下他的孩子来。但是就我来说，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对他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刚一进入演艺界，他的态度就突然一变。也许，过错不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周围的人就不是好东西，也许是贫困把他变成这样。但是，就凭因为我而引起的一次又一次的金钱纠纷，我就不能原谅他。
他利用我在工作上的所属关系，向我所在的单位提出借钱。具体的钱数我不清楚，似乎并不止一次。他从我所在的单位为自己所在的足利娱乐中心拉演员，连该交的钱也不交。他利用父亲的地位，也不经我同意就商议让我转移到另一演出单位的问题，把转移费也私吞了。这一切他都是打着‘山口百惠的父亲“这块招牌干的，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头衔。这期间，他大概也察觉到我们想疏远他吧，便把新闻界人士叫到他住院的病房里来，自己任意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对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所为不但毫无反省，却说什么我所在的单位虐待了他的女儿啦，母亲不让女儿见他啦，等等，都是为了炫耀他这个父亲的存在。简直就象把我当作商品一样——我又想起了从他的目光中嗅到兽性味道的那一夭，那是他在我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与现在投下的又一个阴影重叠在一起，成了我心灵上永远都抹不掉的污痕。也就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他和我再也不是什么一般的父女关系了。
同一个时候，他对母亲提出“把百惠的亲权交出来”的法律要求。过去他勉勉强强才对女儿应承了“承认”关系，如今根本没有资格要什么“亲权”！他就这样不考虑我的意志，挑起了父母之间争夺“亲权”的斗争。母亲不分昼夜地为此奔波，她又不能把这个问题托别人解决。我多次听到她疲惫不堪的叹息声。
就在这个时期的某一天，母亲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她说，父亲提出几百万元的要求。虽然如此，可她不忍心拿我挣来的钱去了结父母之间的事情。我没等她说完，便急不可待地断然说：“要是用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