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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多少阴谋诡计，但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他又残忍地毒杀了无辜的平帝，而让16岁的女儿守寡。王莽鸩杀平帝以后，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幼儿立为皇帝。从此，王莽开始了他夺取皇位的最后的步伐，即从居摄天子位的“假皇帝”，通过禅让的形式而做真皇帝。
王莽夺取最高权力所施展的权术，除了以沽名钓誉、激发之行获取名声之外，还假借天命，为自己的代汉大造“君权神授”的舆论。西汉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根据战国以来流行的“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建构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所谓五德，即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具有相克和相生两种关系。“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上每个受命的王朝都必须具备五行中的一德，朝代按照五行运行，周而复始。自董仲舒以后，“五德终始”说就成了鼓吹改朝换代的思想根据。从汉昭帝时起，就有不少学者根据“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说，鼓吹汉昭帝应该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汉哀帝也曾搞了一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不久即草草收场。但是汉哀帝搞的这个再受命、自我禅让的闹剧，却从理论上把汉王朝存在的根据自己把它给推翻了。按当时的“五德终始”说，汉为尧的后裔，属火德；按五行相生，代汉者当为土德。王莽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对这一套神秘主义十分精通，又十分醉心。为了给自己夺取汉朝的天下制造“君权神授”的根据，他很早就编出了一个王氏的世系表，把王氏说成是舜的后裔。既然刘氏是尧的后代，如同舜代尧一样，作为舜的后裔，王莽代汉当然就是天命所归了。这是他根据禅让制取代汉王朝的理论基础。他在代汉的过程中，常常使自己的行为“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凡是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古代圣君的大德盛事，在王莽执政时都发生了，以此证明他就是一位奉天法古的一代圣君。比如《尚书》中有越棠氏向周天子献白雉的故事，王莽就指使益州官员讽喻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献白雉为符瑞。所谓符瑞，就是显示天意的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白雉献来以后，果然王莽的党羽群起鼓噪，纷纷上书，称颂王莽功德巍巍，白雉之瑞乃千载同符的盛事，王莽应当像周公一样，封为“安汉公”，才能“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应天心”。同时，王莽又委派了八位“风俗使者”分别到全国各地为他制造、收集各种符瑞。周文王有却虞芮之讼的美事，王莽时就有蜀郡的人因听说安汉公的折节谦恭而停止了正在进行的诉讼，怀着惭愧的心情回到家乡。王莽之德完全可与周文王媲美了。一年后，派出的风俗使者也满载而归，带回来大量的符瑞。他们向王莽报告说，天下风俗齐同，拥戴安汉公。朝廷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吏民487572人为王莽歌功颂德和劝进的上书。
鸩杀平帝后，王莽“应天承命”做皇帝的各种符命更是层出不穷。在武功，有人在浚井时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上有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王莽立即命党徒向元后报告，逼迫元后向全国下诏：“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公元6年正月，王莽以皇帝的气派举行了祀天、迎春和大射的典礼。3月立孺子婴为太子，正式做起假皇帝来了。假皇帝姓王，太子姓刘，真是旷古未有的奇怪现象，不过这却是王莽迈向真皇帝宝座必须走的一步。接着下来，王莽就继续运用符瑞走完他即位的最后一步。这一时期的符瑞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王莽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符命皇帝。这时在长安有一位求学的士人名叫哀章，他见王莽做了假皇帝，把符瑞奉若神明，就决定进行一次政治大投机。他偷偷地做了两个铜柜，一柜上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柜上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这里的“某”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将像尧一样，把部落联盟领袖之位传给舜的后裔王莽。“图”与“书”上都写着王莽八个大臣的名字，另外还有三个人名，其中就有哀章，总共十一位新朝的辅佐大臣，每人名下都署上封爵和官名。哀章认为时机成熟，便在一天黄昏，身穿黄衣，抱着两个铜柜，跑到汉高祖的祀庙，把铜柜交给仆射。仆射不敢怠慢，立即向王莽报告。第二天清晨，王莽亲自到高帝庙，严肃而隆重地拜受铜柜，然后就戴上皇冠去见元后，向她报告符瑞，表明自己要做真皇帝的态度。随后他来到未央宫前殿，在党徒们狂喜的欢呼声中宣读了受禅即天子位的诏书，并把新王朝定名为“新”。公元9年元旦，王莽新朝举行正式登基大典，王莽宣布去掉汉号，剥去孺子婴的皇帝称号，封他为定安公，做新朝的宾客。王莽双手拉着孺子婴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道：“从前周公摄位，最后将君位交还给了成王。而现在我竟迫于天命，不能归还大宝。”于是孺子婴被带下殿，北面称臣。至此，王莽的禅让闹剧演完了最后一幕。
王莽代汉的启示纵观王莽代汉的过程，他不愧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老手。为了篡汉，他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每一步都深思熟虑，进退有据，左右逢源。他之所以能在太平世道里以和平的手段夺得汉王朝的大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高尚品德的圣人和承受天命的新君。为了攫取权力，他几十年一直不择手段地猎取美名，一步一步靠近最高权力宝座。由于他的矫情伪饰和刻意装扮，他几乎具备了忠、孝、慈、义、谦让、清廉等一切美德，简直成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完人。假如他在篡汉以前就早死了的话，也许会被当成一个圣德巍巍的典型呢。唐朝诗人白居易就有一首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王莽是一位具有深厚儒学根底的人，他的禅让大都在儒家经典中找得到根据。他所创立的一整套禅让程序几乎完全为后来夺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所继承。从历代的禅让来看，大都经历了这样一套程序：第一步，在职位上步步高升，由太傅、太尉到丞相，进而封为公爵，加九命之锡，再晋爵为王，同时配以相应的仪仗，建天子旌旗，加黄钺，冕有十二旒，进世子为太子等；第二步，将前朝的皇帝一个个害死，又立一个个傀儡皇帝作为过渡；第三步，制造出一系列符瑞贞祥、天文谶记，表明新皇帝乃应天受命、天命攸归；第四步，派遣臣下劝进，而他却再三推辞，直到最后，才表示难违众议，不得不应受天命，登临大宝。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就完全是按照这套程序做的。当他最后做完了一整套禅让的礼仪后，不由得对身边的几位心腹大臣会心地一笑，说：“尧、舜的禅让，我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历代的夺权者之所以乐于采用禅让的方法，就在于它能给夺权者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合法外衣。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君臣之分、礼等之数，因此忠君、礼分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影响极大。这样，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不是通过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建立新朝的君主大都是前朝的臣子，他们既要夺取政权，又要不违背封建礼法观念，于是袭用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尧舜禅让制，就很有必要了。公元907年，朱全忠迫不及待地想当皇帝，他对历来例行的受九锡、行禅让的礼仪也懒得做，就径直废掉唐哀帝，自己践祚称帝，建立了后梁。他抛弃禅让老规矩的做法，就连他的胞兄朱全昱都反对，竟然在宫宴上借酒骂座，喊着他的小名骂道：“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断言朱氏要覆宗灭祀。这一事例从反面说明，禅让在古代的改朝换代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儿戏。
王莽的禅让，虽然是在和平年代里通过滴水穿石的办法，经过漫长岁月的惨淡经营获得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改朝换代的社会心理，王莽的禅让恐非易事。当时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都把王莽看成是解决社会危机的最佳人选，希望他出面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因此，推举王莽可以说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行为。但是王莽上台后，非但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把整个社会拖入了更深的危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