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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他处于政治旋涡中心的时候，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文正公家书·致沅弟季弟》。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有一次朱元璋欲杀一批人，命袁凯将案件报送皇太子复审。皇太子主张从宽。朱元璋问袁凯：“我欲杀之，而太子主张宽免，你认为谁对？”袁凯回答说：“陛下要杀是守法，皇太子要宽免是慈心。”朱元璋认为袁凯耍滑头，两面讨好，不觉勃然大怒，要将袁凯治罪。袁凯一见，吓得要死，情急之中，心生一计，便突然假装疯癫，眼睛一翻，在朝堂上胡说八道起来。朱元璋认为他是装疯，说：“疯子是不怕痛的。”于是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紧牙关，忍住不喊痛，还嘻嘻直笑，瞒过了朱元璋。朱元璋觉得他可怜，没有治他的罪，派人送他回家。袁凯捡得一条性命，回到家中。但他认为朱元璋绝不会就此放过他，因此派家人常常在外打探有无陌生人到此，并先做了准备。
朱元璋果然不相信袁凯是真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也不打算治袁凯的罪，于是派使者去召袁凯回京城做官。这位使者来到袁凯家中，不见袁凯，问其家人，家人回答说主人在后花园。使者来到后花园，只见袁凯脖子上戴着铁链，蓬头垢面，趴在篱笆边捡狗屎吃。他见有人来，便瞪着眼，对使者唱月儿高的小曲。使者见了这般情景，心里也非常难过，回去如实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也感叹不已，从此再也没有理会袁凯。其实袁凯哪里吃的是狗屎，他知道皇帝要派人来侦察，预先叫家人用炒面伴糖稀，捏成节节，散放在篱笆下，一见生人来，就大口大口地吃，看似很恶心，实际上味道好极了。袁凯由此骗过了这位暴君，保住了性命。
郭德成装疯外戚郭德成是郭宁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后花园里饮酒，喝醉了趴在地上，摘下冠冕向皇帝磕头谢恩，露出稀稀的几根头发。朱元璋笑着对他说：“你这个酒疯子，头发秃成这样，可不是喝多了？”郭德成带着几分酒意，说道：“这几根还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朱元璋听了，拉长着脸，一声不哼，老大不高兴。郭德成酒醒以后，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于是横下一条心，索性装疯，剃光了头，穿上和尚衣服，成天念佛。朱元璋真的被他瞒过，对宁妃说：“原以为你哥哥说笑话，如今真个如此，真是一个疯汉。”就不再在意他了。后来的党案，郭德成也幸免于难。
像这样装疯卖傻，虽然保全了自身，苟全了性命，却是对自身人格的极大亵渎和作践，是在情急之中万般无奈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官僚士大夫更多的是采用装糊涂的权谋，既不得罪当权者，又保护了自己。他们在暴君的淫威之下，遇事首鼠两端，模棱两可，敷衍塞责，但求无过。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典型人物，东汉有“万事不理”的胡广，唐朝有“拌食宰相”卢怀德，五代有“老而不死”的冯道，明代有八面玲珑的解缙，清初有被列入“贰臣”的钱谦益。他们的人品虽不足道，但在极端的专制统治之下，也不失为一种存身之道。就以冯道而言，他一生历仕四朝，曾向契丹称臣，侍奉十位皇帝，当过六位皇帝的宰相，一生荣华富贵，自称“长乐老”，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这个乱世文人虽无政治操守可言，但他身逢乱世，许多行事乃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为人刻苦俭约，在客观上也为汉族百姓做过一些好事。
在中国古代黑暗政治的威逼之下，还有另外一种佯狂，这就是被称为“魏晋风度”典型的“竹林七贤”，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
魏晋之际，朝代更迭，特别是司马氏的血腥恐怖统治，使人常有“忧生之嗟”。“竹林七贤”共同的特点就是放浪形骸，举止怪诞，饮酒酣醉，纵情背礼。但在这种外在的生活方式背后，却隐藏着顽强的个体人格力量。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要数阮籍和嵇康。佯狂既是阮籍不与司马氏合作的避祸之术，也显示了他独立不羁的人格。阮籍，字嗣宗，家世儒学，代代有名宦。他容貌超群，学问渊博，志气豪放，任性不羁。当他自得其乐时，每每忘乎所以，旁若无人，时人多谓他痴。
当时，司马氏为了攘夺曹氏政权，一方面大开杀戒，将反对他们的人推上断头台；另一方面又极力标榜“名教之治”，要求人们遵循封建礼法。阮籍的父亲是曹魏的掾吏，“建安七子”之一，有名当世。这种家世背景使他对曹魏政权怀有同情心，而对司马氏则十分反感，他认为司马氏世代服膺儒学，标榜君臣名分，却又欺凌孤儿寡母，夺其政权，于是决心不与司马氏合作。但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完者”的险恶的社会环境，使他又不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更不敢公开与司马氏决裂。为了保全自己，他在司马氏集团统治之下，曾先后担任过大司马从事、中郎、散骑常侍、东平相等官职，还曾被封为关内侯，47岁时，曾做过步兵校尉。当然他做官只是迫不得已，在任上也只是虚应故事而已。他出任步兵校尉，就是在朝廷上当面向司马昭请求的。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一官职向来是由骁勇善战的武官担任的，而阮籍是一位弱不禁风的文士，哪能担当此任。司马昭问他：“卿何以担当此任？”阮籍回答说：“臣听说兵营的厨房里储存有三百斛美酒，既然步兵校尉一职尚无合适人选，臣请担任此职。”司马昭答应了他的要求。阮籍走马上任以后，草草应付完公务，便前往厨房清点存酒，据为己有，与朋友刘伶等人直喝得天昏地暗，酒醉不醒，把随侍的士卒都吓坏了。
司马氏为了维系其统治，处处标榜“名教”、“礼法”。阮籍生性放达，任性不羁，他常常借此与名教、礼法作对，与司马氏的虚伪名教、礼法进行斗争。在一次朝会上有人奏称，一个儿子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却笑道：“嘻！杀父都可以，杀母又有何不可？”同座者无不大惊失色。司马昭当即就批判他说：“杀父，乃天下之极恶，而你怎么认为可以杀母呢？”不料阮籍话头一转，说道：“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连禽兽都不如。”既尖锐地讥刺了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又巧妙地掩饰了过去，于是“众乃悦服”。
按照当时的礼法，父母死，要服三年丧。三年之内不准喝酒吃肉，不能离家远游，不准大笑，只准穿黑色的粗麻布衣服等。阮籍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性情至孝。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与人对弈。对方说这局棋就不下了吧。可阮籍不同意，非要一决胜负。下完棋后，他又饮酒一升，大声哭号，吐血数升。母亲下葬时，他叫家人蒸了一头小猪，又饮二斗酒，大声哭号，吐血数升，然后与母亲诀别。裴楷前往吊唁，见阮籍形销骨立，散发箕踞，两眼木然地直视前方，也不招呼裴楷。裴楷认为阮籍是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典，不必与他计较法度，于是也不理会阮籍，自己径直吊唁完毕便去，阮籍也不相送。
阮籍“失礼”的行为非常多，常常引起“礼法之士”的惊噪和责难。阮籍却以蔑视的口气说：“礼法岂是为我而设！”按封建礼法规定，叔嫂之间授受不亲。可阮籍的嫂子回娘家，阮籍总要与她相见告别。阮籍的邻居有一少妇，长得非常美丽，当垆沽酒。阮籍经常前往饮酒，醉了便卧于少妇之侧。少妇的丈夫知道阮籍的为人，绝没有什么杂念，对他也毫不怀疑。还有一兵家女子，才貌双全，未出嫁就死了。兵家的地位十分卑贱，阮籍与她家也不相识，但他可怜这位女子貌美而夭折，竟前往兵家哭之，尽哀而还。
司马昭的亲信大臣何曾非常痛恨阮籍的这些“非礼”行为。何曾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他对个性率真的阮籍有一种莫名的排斥心理。阮籍对何曾之流的假名士十分鄙视，常以白眼视之，而对嵇康等清流派名士则代之以青眼，故阮、何二人如泾渭分流，清浊分明。何曾就公开声色俱厉地威胁阮籍说：“足下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司马公执政，综核名实，若足下之流所行之事，何可长也。”阮籍在母丧服孝期间曾出席司马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