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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劳大，以致言行不加检点。早在汉中刘邦封韩信为将时，韩信曾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史记·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这一番话，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曾有这样一番评论：“韩信的这番话，是打算胁迫汉高祖同他做一笔买卖，故韩信初定齐地，就请高祖封他为齐王，可见韩信之心由来已久。怀着买卖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货虽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积下了怨恨。”这种以“利”相结合的君臣关系是秦汉之际的特殊现象，这种因政治实力和利益关系的结合使君臣之间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况随处可见。刘邦对韩信就极不放心，故垓下之战一结束，刘邦就改封他为楚王。不久，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借口游云梦泽，大会诸侯，一举擒拿韩信，然后把他贬为淮阴侯。这时的韩信犹不知自省，对汉高祖心怀怨恨，称病不朝，终于落得被刘邦夷灭三族的悲惨下场。
当然，韩信的被诛杀，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刘邦的猜忌，不能容忍功高权重的大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也与韩信本人居功自傲、不能谦柔自守有关。
与韩信不同，张良与陈平等人在功成之后能够善处君臣关系，不仅使自己得以免除祸患，而且对王朝的稳定也有一定的好处。
张良是秦汉之际最出色的谋略家。他辅佐汉高祖，策无遗算，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使刘邦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统一了天下。张良虽被汉高祖称为“人杰”，却没有自恃才高的傲气，其志在为韩报仇，而视功名利禄为鸿毛。当天下统一后，高祖以齐地三万户封张良，张良婉言谢绝，只愿封为留侯。随即以体弱多病为由向高祖告假，表示从此不问世事，愿从赤松子游，修炼导引辟谷之术。此后他便闭门不出，不再过问世事。
张良在大功告成之后不图酬报，引身而退，因此高祖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始终把他当做最可信赖的人。高祖晚年甚至把太子也托付给张良。张良虽然胸藏韬略，但他心怀坦诚，光明磊落，淡于功名，甘心寂寞，急流勇退，与世无争，因此始终得到汉高祖的信任。
陈平是另一种典型人物。他足智多谋，料敌如神，曾六出奇谋，使刘邦转危为安，渡过难关。他与张良一样，是刘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谋臣。但其为人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据说他在出仕之前行为不端，与嫂嫂关系暧昧。后来外出谋职，先投奔魏王，不得重用，又逃到楚军中，项王对他也不器重，最后才投奔汉王，任为护军。在职期间又收受贿赂，并按行贿多少安排工作。但刘邦看重陈平的才干，认为“盗嫂欺金”是德行问题，瑕不掩瑜，现今正当革故鼎新之际，正是谋略之士大展宏图之时，故放手任用他，采纳他的谋略。刘邦对陈平也始终信任有加，在其临终遗嘱中，陈平也是他托付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
陈平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更为老练，他善于察言观色，审时度势，虚与君主周旋，以保全自己。汉高祖击破黥布后，回师长安，不料途中得了重病，又得知燕王卢绾造反，他命令樊哙率兵击卢。樊哙是吕后的妹夫，与刘氏十分亲贵，又是屡立战功的功臣。但任命刚发出，就有人在高祖面前说樊哙的坏话。汉高祖非常愤怒，说：“樊哙见朕病重，想朕早死啊？！”于是命陈平和周勃前往樊哙军中，夺其军权，并立即将樊哙斩首。在途中陈平对周勃说：“樊哙乃皇上的故友，又是吕后的妹夫，又亲且贵，皇上一时愤怒而下令将其斩首，恐怕事后又后悔。我们不如将樊哙囚禁起来交给皇上，由他亲自处决。”陈平一行还未到长安，就听说皇上驾崩了。陈平急忙赶赴朝中，将情况向吕后作了汇报，受到吕后的称赞，樊哙也恢复了爵邑。
刘邦逝世以后，吕氏专权，对前朝大臣心怀疑忌。陈平审时度势，虚与吕氏周旋，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孝惠帝早亡，吕后欲立吕氏亲属为王，询问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坚持汉高祖立下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遗嘱而坚决反对。吕后极为不满，又问陈平，陈平回答说：“可以。”于是吕后罢免了王陵的丞相之职，而任命陈平为丞相。陈平任丞相后，始终忧谗畏讥，因此他委随圆滑，应变令权，以权谋善处君臣关系。为了解除吕后对他的怀疑，他故意不理政事，在家天天饮酒，与歌儿舞女嬉戏。吕后之妹因樊哙被囚之事而对陈平怀恨在心，常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说他任丞相却不做事。陈平听说后，反而变本加厉，消磨于酒色之中。吕后听了，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吕后放松了对陈平的警惕。陈平通过韬晦之术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也为后来平定吕氏之乱积蓄了力量。吕后死后，陈平联络朝中旧臣，一举诛灭吕氏，拥立孝文皇帝，安定了刘氏天下。
东汉光武帝刘秀虽然对开国功臣也心存疑忌，但他采取的方法却与刘邦截然不同。一方面，他实行“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后汉书·贾复传》。的方针，不让军功大臣参与国家大事，大力访求岩穴处士，任以为文吏，而以吏职相苛；另一方面，封军功大臣为列侯，让他们享受崇高的荣誉，并赐予丰厚的财物。当时的开国元勋也领悟了光武帝“不欲功臣拥众京师”的用心，除了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被特准与公卿参与国家大事，其余的大都退居私宅。邓禹是东汉名列云台第一的功臣。当初刘秀单车赴河北，势单力孤，邓禹策杖北渡，追附刘秀，为其出谋划策。光武帝平定天下以后，封邓禹为高密侯，以特进奉朝请。邓禹在功成名就以后，常欲远离名利和权势，退居林泉，“整修闺门，教养子孙”《后汉书·邓禹传》……他有十三子，叮嘱每人各治一经。他不修产业，一切费用皆取之于俸禄。另一位开国功臣贾复，在天下统一以后，也深知光武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于是与邓禹一起向光武帝提出削除兵甲、敦崇儒学的主张，深受光武帝的称赞。他辞职回家以后，自持甚严，阖门养威重。
南朝时的王彧就遭遇到了这样一位皇帝。宋明帝的儿子都很年幼，他担心自己死后大臣擅权，不能尊奉幼主，便找借口把吴喜、寿寂之等一批将帅杀了。后来又怀疑王彧和张永二人不能忠于皇室，于是亲自编造谣言派人四处散布：“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为王，指王彧：“弓长”为张，指张永。王彧心中忧惧，屡屡上书辞职，却未能获准。明帝临死前，派使臣赐王彧毒酒和一封亲笔信说：“朕不认为卿有罪，然朕不能独死，请卿先行。与卿周旋，欲保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面对如此君主，王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得含恨自杀而死。
在君主集权的时代，君臣关系是非常险恶的，稍不留意，就会大祸临头。为了解除君主的怀疑和猜忌，大臣们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政治体制迫使臣下以权谋事君，史籍所载此类故事可谓俯拾皆是。
秦王嬴政欲灭楚，问众将需多少兵力。青年将领李信认为20万兵力足矣，而老将王翦则认为欲灭楚非60万兵力不可。秦王以为王翦人老保守胆怯，不如李信年少勇壮，遂任命李信为伐楚的统帅，率20万大军南下伐楚。王翦见秦王嫌自己年老，遂称病告老回老家频阳，秦王也不挽留。哪知李信轻敌冒进，被楚军打得大败，秦军七员大将阵亡，士卒伤亡惨重。李信带领残兵败将逃回秦国。李信兵败归来，秦王极为恼怒，但他并没有归罪于李信，而是反省自己用人不当。同时也认识到欲灭亡楚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并非易事，王翦提出的60万兵力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谋划，并非胆怯。于是他亲自前往频阳，到王翦府上，向王翦表示歉意：“寡人因不用将军计，误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今闻楚军引军西进，将军虽然有病在身，独忍抛弃寡人乎？”请王翦领兵伐楚。王翦辞谢道：“老臣疲病悖乱，请大王另外选择良将。”秦王说：“过去的事，请将军不要再说了。”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臣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