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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不是开往市局，也不是开往车站，我心中随着汽车轮子的转动猜疑不定。汽车开到一座建筑物的后面。我们把东西搬进这个建筑物，又搬上楼。我的东西多，浑身没有气力。我们背后都写着“犯人”两个白字，在楼上一站，许多人像看新奇动物那样，注视着我们。解管教员进了一个屋子，不一会儿，刘科长出来，站在楼梯口上，简单地对我们说：“现在把你们集中到这儿，进行加速改造。这儿的各方面都要比过去好，饮食上还可以吃到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说完又领我们穿过马路，到另一个地方。这儿没有牌子，不知是什么地方，由于刘科长在这儿，估计这是公安厅的所在。我的东西由刘科长帮助拿，走了半里地，进了一座新的小房子——呵，看守所！门前有战士站岗。我们都走了进去，刘科长对我说：“段克文还嘀咕不嘀咕了？你们不要有顾虑，这里还有两个人。”回头他告诉这里的干部找来那两个人，不一会李寓春、尚传道来了，这回我们七个人了。
我们被领到了监号，共住两间屋子。尚传道、段克文、李树桂和我在一间；另一间是李寓春、黄炳寰和刘荣第。政府发给我们许多新东西，洗脸盆、毛巾、肥皂、茶杯等。新房子有木床、有桌椅、暖水瓶。骤然到了这么一个窗明几净的屋子，真是心旷神怡，精神痛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情还不能冷静下来。尚传道对我说：“我以为把你释放了，不成想在这又见面了，想不到。”这些人在长春差不多都认识，见面以后，都要谈一些自己的经历。总的两句话，解放后都在反省，在政府的宽大之下没有被处死。
中饭，每人一大碗大米饭，一小碗炒菜，内中还有肉，吃起来香甜可口。心想，吃这么好的东西，住这么好的屋子，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五个人相互谈论这个问题，正面的看法是重复刘科长的话“加速改造，也要有生活照顾”。但究竟为什么要加速改造？不明白。
段克文说：“可能过去判偏差了，这回对咱们纠偏。”
我首先反对：“你判了，我判了，尚传道和李寓春还没有判呢，纠什么偏？又有什么偏？对我判的不偏！”我一反驳他，别人也不吱声了。
到了这个环境，比在长春监狱好得不能相比，首先是精神没有压力，不要顾虑一找谈话就出是非，或是戴脚镣；在物质上更不用说，吃得饱、睡得好，夜里来三次暖气，一点也不冷。
市局叫我写特务训练班情况的那个科长，又来找我谈话，还是写材料的事。他一见面就说：“这个环境比你所希望的怎么样？”
“好得多了，这不是‘小米’了，是‘大米’！比我希望的超过了许多。”
在长春监狱典狱长办公室审讯我的那个女干部，也来到这儿提我了解材料。陪同她的那个男干部问：“关梦龄，你多大岁数了？”
“今年41岁了。”
“不像41岁的人，很年轻嘛！”他说完看看那位女干部。
“好好改造，还可以给人民做不少的事情。”女干部鼓励我。
又问我们学习什么呢？我说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位男干部说：“都要学习，连溥仪还要学习呢，都要改造，不学习就落后了。”
材料了解完，他们走了。我问李所长，这个女干部是不是公安厅的处长？李所长说：“是市局的处长。”
一提市局的干部就有好的印象。我从个别人的印象出发看事物当然是不全面的。
一些公安机关及各单位保卫干部，都到这里来提审我，了解材料。一见面，从服装、言谈、作风，我就能估计这个干部是什么职务。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连公安局的股长，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会计长侯景文的材料。这个股长穿着一套蓝呢子制服，白衬衣已经有点脏了，穿着夹皮鞋。看来他不是长春的干部，这么冷的天，穿夹皮鞋，少见；这么新的呢子制服，内中白衬衣却有灰了，一定是走了远路，没来得及更换，不然，这个呢制服与这个脏了的衬衣不相配呀，从哪来的呢？他坐下先问我：“听说你改造得不错。”
听这话他不是市局的人。
他说；“了解侯景文的一些问题。”上次，有一个审讯员问我侯景文在大连的关系，这个干部很可能是从大连来的。我看这个人很开朗，很随便，我就问了：“您是从外地到这来的吧？”
“我从大连来的。”
“你穿这样的皮鞋，不冻脚吗？”
“我以为长春不能这么冷，来的时候太仓促。”
我心想，好像跳完舞就上了火车似的，也是个好玩的人。我说上次有一个干部来了解了一次侯景文的材料。他说：“对，来过一次，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这回我自己来了解一下。”
可能是个科长或股长——“我自己”，表示下级不能办事，要亲自出马。我这样判断，大致是不会错的。最后，他说自己负责审讯股工作。这是喜欢说话的人。还有不说话的人，只凭眼睛我也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一进屋穿的皮棉鞋，戴着皮手套、围巾、口罩和皮大衣，崭新的小棉袄套着单制服，可见这是临时做的。没有到过长春的人，以为长春能冻死人。穿戴这么多，仿佛一个空军驾驶员。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北京×工厂”，我初步认定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果然一谈话，他是了解北京外围特务的情况。
有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干部，在审讯中板着面孔，他的心理是：关梦龄是个狡猾的特务，不能叫他钻了空子，所以对他要严肃。问一句，答一句，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他的上级临来的时候，只叫他了解一件事，别的事他不问，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听也听不懂。这样工作效率就很低，同时，这些年轻干部有一个戒心，与这些特务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不应该。
有一次，那是1955年10月28日，长春下大雨的一天。四个干部到长春监狱，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姜守全的材料。这四个干部有三个穿着夹呢大衣，一个穿着风雨衣，两个挟着黄皮公事包，年龄都在35岁以上。坐下之后，一个问，其他三个人在旁边听。在我答话的时候，那个高个的，有40岁的人，两眼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看看房顶，他虽然不说话，但这些举动能引起他们三个人的注意。我说了一段话，这三个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我心中明白了，问话的人不是负责的，这个高个是决定问题的。果然，他说话了：“姜守全与军统的关系，是组织关系还是像你方才所说的朋友关系？我们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会关系。他在离开吉林之前，有没有布置潜伏组织？在北京他都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像这样了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写这样材料是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应用。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随便不负责任的问答式的谈话，他们不能满意。那个高个，说话费斟酌，问话很稳重，没有想好，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
黄炳寰腿疼，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黄说喝虎骨酒有效。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这里要什么有什么，真想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
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说话声音很低，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先叫我们把背上“犯人”两个大字洗掉，冼不下去用汽油擦。因为是铅油写的，汽油也擦不掉，便重发棉衣。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
晚上，韩科长找我谈话，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是为了帮助改造，并且说：“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
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对我们要很快处理。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