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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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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问我:“你认识高科长不?”
  “不认识。”
  “咳,他是王恒烈的表哥,你不认识高科长,我才不信呢。”
  “认识也只是吃饭的朋友。”
  “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三处的科长。”
  我更明白了,由这儿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张泰顺还二等二级呢。”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
  一个叫于作舟的老犯人背后对我说:“老弟,你为什么不满意二等三级呢?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你不吱声,以后张管教员自己想到了,会给你提高的。你对刘英伟一发牢骚,这就不太好了。”
  这时,由于我负责搞文娱,有几个出风头的反革命犯不断与我一起吃东西,穿我的棉袄,穿我的毛衣,在一起谈一些私人家庭的话。这些人在长春解放前认识我,比如吉林保安旅谍报队队长邹达,军统吉黑地区义勇总队的军法官方锡志等人。再加上我每天在监狱院子走动多,引起了政府人员的注意。以及一些犯人对我无原则的恭维,相信我的一切举动都是进步的。这些我已感到不是好现象。
  一天午后,我被找到办公室,傅厂长和张管教员两人对我严加斥责:“你干什么?有什么计划?拉拢什么人!要好好坦白!”
  我一口咬定:“什么也没有。”
  批评了一阵,把我的出入证缴回去了,叫我到外帮组劳动。这一步出乎意外。不几天,管教科万科长在张管教员办公室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老实,拉拢犯人。问我是什么企图?我说什么,他也不相信,我只好不吱声。叫我写检讨,也是换穿棉袄、毛衣的事,别的什么也没有。在检讨中,我耍个花招,明检讨,暗指责张管教员。我写道:我不满政府是错误的,张管教员给我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我嫌低,背后发牢骚,这是不认罪不服法。依我这样的犯人,一贯不守监规制度,顽固到底,二等三级已经很高了。反而不满政府,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刑处分,请求加刑。
  我是无话可说,我反正在管制之下,但你们随便加刑也不可能。我抱定消极抵抗,在外帮组一呆,什么话也不说,不看报纸,不谈是非,不反映情况,不靠近管教人员。
  由这,我被打下擂台,橡胶厂的文娱活动也不找我了。我拿本《列宁主义问题》一看,什么事也不管。
  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好好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入。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的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们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改造也凭运气,遇到一个好的管教员,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宏愿,那自己就能占便宜。否则,就要吃亏。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犯人的事还不凭这些管教人员考核。不要说他有偏心,就说他理论水平低,形而上学看问题,那就要有出入。这些事共产党中央能知道?毛主席能知道?犯人敢怎么样?还不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在张管教员的眼中,关梦龄是个老特务,最大的坏东西,没有比他再坏的了,他是长春监狱的定时炸弹,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破坏改造的危险。这样固定地看我,我还改造什么?先给我下这样的结论,好也是坏,坏也是坏,积极是假积极,不积极是消极。没说的,我倒霉。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相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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