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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