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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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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要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他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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