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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的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8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6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
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⑤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自动的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贯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的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毕竟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份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四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四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吉林伊通县县长，在1947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没有这个关系，监察处处长冯庸是不接受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他说徐箴介绍去的，那是想不提文强，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镣。一上楼，各屋的犯人都看他，他歪着脑袋，颇有不服之慨。
我对郭科长说：“别看段克文不承认军统，但是用话一激他，就能承认。”
郭科长说回头我自己审他。郭科长在晚饭后，把段克文提到看守所。段克文上铐下镣站在屋中央，我在看守所里屋整理材料。
郭科长问：“段克文你的问题坦白得怎么样了？”
“我的问题都坦白了。”
“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捕获的军统特务有的是，好几百。正牌的少将有张复、刘文白，中级特务更多，你算什么？你也不过是文强的腿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还调皮捣蛋，真不知趣。”
“我是军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