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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粬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我买200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了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至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9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9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9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做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子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了一份简单的坦白，只二十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8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①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太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六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这两家再给我送钱，我怎么办呢？索性不告诉他们。我把密告信，及情报一烧，装作不知道。现在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的干部了，王恒烈能到小红楼上来，说明不是一般干部。我早已知道他在长春念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以为我只会跳舞、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