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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20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杨成荣从腰里拿出10万元钱给我，我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咱们从长春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了一套便衣吗？我看咱们也不跑了，用不着了，我把它卖了，卖了12万元。我花两万元钱买了一个尿盆，晚上你就不用下楼小便了。这10万元给你做零用。”
“你拿着吧，我身上还有钱。”
“快要过冬了，如果住这样的屋子这套薄被小褥子也不行呀，可惜长春那么些缎子被、细绒毯子、皮大衣……都扔了。您看，老高家送来的这条被子像什么？”
“咳，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就算了。现在说现在的，人生就像走路一样，什么大路、小路、拐弯抹角的路都能走。这不算稀奇！”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窃、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9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9个问题是：
1。 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 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 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 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 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 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 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 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 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9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的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月11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你们回长春。”
朱同志给我敬了个礼，伸手与我握手，笑着说：“关同志，今夜我来接你们，咱们坐天亮3点钟那班火车回长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关同志多提意见。”
“不用客气，请朱同志多多关照。”我这样说。
又说了几句话，曹科长与朱同志便走了。
我上楼之后，石同志听说我们回长春，说：“长春公安局局长于方初那个人很好，我们是老搭档。到长春你们争取有条件，要好好争取，革命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听说他认识于局长，我赶紧说：“石同志，你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好不好？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求他对我关照关照，不然他不了解我。”
“不用写信，你的情况这里会介绍去的。到那儿也和在这儿一样，争取在自己。”
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一封介绍信都不肯写，一般应酬，有什么重要？真固执。
回到屋子，八个人都聚拢来了。他们的脸显出紧张的表情。我说：“咱们买点东西吃，买点烧饼、酱肉、花生。”翟丕翕抢着说：“再买半斤酒。”不一会儿都买来了，大家吃了起来。我心中犯嘀咕，他们心中也不安。我对杨成荣说：“曹科长要把你留下，在这给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没有必要再跟我去长春了。回头我对曹科长说一说。”
“我留在这干什么？我还是跟你一块走。”
空气很严肃，每个人都认为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说：“我看今天夜里是凶多吉少。”
“也没有3点钟到长春的火车呀？”
“唉，知道是假话你还能怎样？在人家的势力范围之中，你不服？”
“过去咱们在长春都是晚上杀人家，现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杀咱们？”翟丕翕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可是我还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关系，不要庸人自扰。曹科长方才对我说，叫咱们不要有顾虑。”
“曹科长那样说，你就相信？他不那样说又怎样说？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关，不好过。”
“我看不动手也是死，动手也是死，我到时候要动手。动手还能撞个侥幸，不动手就干等死！”邱明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处决定秘密杀害14个“政治犯”。晚上8点半钟，由我率领十多人，把这些“政治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问明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之后，便两手后绑，用黑布蒙上眼睛，嘴里塞进棉花，然后装上汽车，拉到南岭。到了南岭把这14个人一块架下汽车，在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开始用枪杀害。枪声一响，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认为等着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侥幸冲出去，还可能活命。于是有一个人猛然间抬腿就跑，他虽然未带脚镣，但是两手后绑，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被撵上抓了回来。当即“砰”地一枪，把他击毙了。跑与不跑都是死。
于是我说：“老邱这种作法我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