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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