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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