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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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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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