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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