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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五次发脾气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