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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