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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李时珍借用五行概念概括植物性药物的特性。至于动物性药物，
他同样利用五行、八卦概念去揭示其性味、主治的特点。
羚羊角人肝经甚效。按一般说法，羊属火，为何有此特效？原来羚羊属
木而不属火。李时珍在《羚羊·发明》中写道：
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人厥阴肝经甚捷，同气相求也。肝主木，开窍于目，
其发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其发病也，大人中风抽搐，
而羚羊角能舒
——校点本第四册，第2843 页
关于鸡肉在药物学上的功效，诸家本草用五行概念进行解释，颇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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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今有风病之人食之，无不发作。”这是肯定《周易·说卦》”巽为鸡”
的说法。八卦巽又为风，故食鸡肉易动风。朱震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
“鸡属土，而有金木火，又属巽，能动肝火。寇言动风者，司俗所移也。”
李时珍同意寇说而批评朱说。尽管同意鸡属巽，为风木之说，用以解释食鸡
肉易“生热动风”，毕竟欠科学根据。这说明传统哲学中八卦学说，有些卦
象，实在莫名其妙，如《周易·说卦》所谓“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
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良为狗，兑为羊”之类。何以作如此规定，是无法
论证的。根据这种规定，容易束缚科学家的头脑，妨碍科学的发展。李时珍
虽欲有所修正，但并不能摆脱这种束缚。《乌骨鸡·发明）中李时珍用五行、
八卦思想分析，乌骨鸡的药用价值，写道：”鸡属木，而骨反乌者，巽变坎
也。受水木之精气，故肝、肾血分之病宜之。男用雌，女用雄。（校点本第
四册，第2590 页）乌骨鸡能治肝肾血分之病，其科学根据来自历代医家的临
证经验。为使这种有效的验方带上理论色彩，就提出“巽变坎”、“受水木
之气”的说法。其所以用八卦、五行概念，目的只在便于”比类取象”。古
代科学家未掌握别的科学方法，只好借用传统哲学中某些般范畴来概括复杂
的自然现象，不可避免产生局限性。
平时珍将五行、八卦看作一种进行类比的逻辑符号，用以概括共性，引
起触类旁通的作用。对丹砂的分析就是如此。他写道：
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
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气，同当归、丹参之类
则养心血。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在而不可
——《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0 页
用“离中有阴”、“火中有土”概括丹砂的气味特征，进而说明它“随佐使
而见功”的基本特性，实际上是表明它有调和阴阳的功效。如此表述，显然
不落常套而别有情趣。
五行说成为李时珍袭用的一种比类取象的思想工具，在总结某些医、药
实践经验上，产生一定良好的效果。但用五行进行比类，纯属直观取象方法，
难于概括复杂的自然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五行生克模式，用来概括药物、
病变之中复杂的、多变的联系，很难避免简单、粗放、肤浅的弊病。
运用阴阳、五行、八卦思想总结中医、中药学中的经验。已有几千年历
史，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效的、科学的。今天要研究发展祖国的医药学，应
当采取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我们又不能割断历史，那将导致对待民族文
化的虚无主义态度。正确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四、论医论药强调天人统一
人的生命，同自然界的变化息息相关。不管论医、论药，都需要考虑自
然界的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在中国传统哲学上就是研究天人关系问题。“天”，
指自然界及其一切变化；“人”。指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和改造。天人关系
问题，是我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李时珍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
一思想。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
的思想，在《本草纲目）里都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
李时珍考虑天人关系时，着重研究的是人们的一切医药实践活动，要严
格遵守季节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医药学者诊病、论治、处方、制药，时时都
要考虑天文、地理的影响。从时间上考虑，不同的季节，易患不同的疾病；
同一病症，在不同季节，处方用药要依天时变化而有所不同；药物的栽培、
收藏、炮制都应遵循严格的季节要求。从地理条件考虑。不同的地域，生长
不同的药物；地域水土不同，对人体的生理特点和治病用药都有所影响。
一个医药学家，坚持唯物论，就是要遵循客观自然法则，遇事要以时间、
地点、条件的变化为转移。李时珍在科学研究中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一）治病论药必顺天时
天时或岁气，是客观的存在，有它变化的客观规律。李时珍强调，论药、
治病，必须首先考虑天时条件。他说：同样一种药物，”生产有南北。节气有
早迟，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校点本第一册，第47 页）”南北”指
地域差别，“早迟”指节气差别。同一药物，采根、采苗，季节要求下一样，
炮制方法也不一样。不同的季节，对药物的栽培炮制影响很大。李时珍以最
常见的霜、露为例，二者同是自然界水蒸气的变化，时间有早晚，特性则大
异。”阴盛则露为霜。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一杀一养，”性随时异也”。
同是霜。时机不同，亦有利、有弊，“当降而不降，当杀物而不杀物”。或
“不当降而降，不当杀物而杀物”，对人类的生命和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危害。
（校，点本第一册，第393 页）
农作物同天时的关系至为密切。顺应天时耕种，则产量高，粮食籽粒饱
满，富有营养：违反天时耕种，不但减产。而且质性不良。李时珍引用《齐
民要术）的论断说：”粟之成熟有早晚，苗杆有高下，收实有息耗，质性有
强弱，气味有美恶。”（校点本第三册，第1482 页）
李时珍根据这一普通原理，论定同是稻米，因其生长于不同节气，不同
地域，其性味亦异，有的可人药，有的不可入药。《粳米·发明》写道：
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
性多凉。
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
得金气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木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岭之粳则性热，
惟彼土宜之耳。
——校点本第三册，第1467 页
这是从药物学立场，看待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稻米，对人体营养卫生的差
异，以及在药物上的不同价值。李时珍本着这一天人统一原则，看待一切药
物的栽培、收采与炮制。
人参有坚实、虚软之分，究其原因，乃由于采取异时使然。李时珍说：”
人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加种菜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
非地产有虚实也。”（《人参·集解》校点本第二册，第701 页）
根据《内经》”必先岁气，勿伐天和”的原则，提出“顺时气而养天和”
的主张。人们与不同的季节流行病作斗争，应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在一
般情况下，顺天时用药，即升降浮沉则顺之：二是在特殊情况下，逆天时用
药，即寒热温凉则逆之。一顺一逆，似相反，而实相成，都是从治本出发，
贯彻“先岁气、养天和”的原则。《本草纲目》中，有不少“顺天时”用药
或”逆天时”用药的医案。例如治疗湿热痢疾，用雄黄、荆芥等辛热之品，
以顺夏浮之气；但也有用黄芩、黄连、柏叶等清热之药以止痢。这是逆天时
用药了。（《百病主治药，痢》校点本第一册，第175 页）如治中暑，固然
用香蕾、桂心、雄黄等辛温之品，以顺夏浮之气；但也用黄连、滑石等清暑
之药，是逆天时用药了。李时珍批判某些庸医不知顺逆天时的诀窍，误投药
饵以害事。他申述《素问·移精变气论》的观点指出：”暮世治病，不本四
时，不知日月。不审从逆，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神农本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本四时”，”先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