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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投身于行医、制药的实践中去。李时珍十分强调知与行的结合，目的即在
于此。非此，不足以认识医药的精微。一个高明的本草学家，不只是告诉人
们怎样炮制药物，更要能从原理上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炮制，使后人能用
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李时珍关于黄连炮制方法及炮制原
理的论述，更有典型示范的意义，对祖国炮制学的建立无疑是一个贡献。当
然，李时珍对炮制学的贡献远不止此。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修治”栏下共载了60 多种有毒药物的炮制
方法，其中有植物类毒药，也有动物类毒药，还有矿物药。历代本草对毒药
的炮制尤为重视，要求极严，因偶有不慎就会引起中毒，危及生命、健康。
对毒药的作用，要一分为二。使用得当，炮制得法，毒药可以对治疗疾病起
特殊效用，许多病常常要“以毒攻毒”。但是，如果炮制不得法，使用不当，
必遭危害。李时珍对毒药的炮制进行了认真的实验、研究，发明创造了多种
毒药的炮制工艺及炮制理论。如附子用煮，常山用蒸，赤铜屑用煅，半夏用
发酵，硇砂用水飞，南星用火炮，等等。不同的毒药，以特殊方法制之，都
可以达到取其利而避其害的目的。充分掌握毒药的炮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
性，使毒药为人所利用。一种毒药，由于选用不同的辅料，通过不同的炮制
手段，可以使它发挥多种效用，以适应辨证施治的要求。天南星是一种毒性
强的植物性药物，李时珍根据“药随人使”的原则，指出它可以在多方面发
生作用。生用可治风痰，熟用可治风热之痰；以生姜渣和黄泥煨，可治脾虚
多痰：“得防风则不麻，得牛胆则不燥，得火炮则不毒”。（《天南星·修
治·气味》校点本第二册，第1186 页）这里除强调药物“异制则异用”的原
则外，还明确肯定通过炮制手段，有毒可以变无毒。中国古典哲学中人定胜
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深动地体现。
（三）知君知使，奇效无比
在医疗实践中，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表现在辨证论治上。辨证之
后，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针灸、按摩、气功疗法等，都是行之有效
的中医治疗手段。多数情况，采用服汤药的办法。方药的配伍，则独运匠心。
《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共15000 多个，其中600 多方是李时珍自己的临证
处方。清人蔡烈先将书中全部附方按病分类，编排而成《本草万方针线》，
具有很大实用价值。李时珍所贡献的600 多方中，单味者占80％以上，复方
只占少数。说明李时珍处方治病，力求简易，对单方、验方特别看重。
中医复方，注重药物的配伍，自《内经》以来，总结出君、臣、佐、使
配伍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
之谓使”。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本经名例》）的原则，拟制的配
方，《内经》保留了12 方，共用药25 味；《伤寒论》为113 方（实为112
方），共用药93 味：《金匮要略》为263 方，共用药202 味。后人将《伤寒
论》113 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四逆汤、承气汤、理
中汤、白虎汤等12 大类，使人们对配方中君臣佐使关系更加易于掌握。把握
了各类主方的君臣佐使相互配伍的关系，然后因病增减，随机应变，可治疗
同类和相近的疾病。李时珍在《蜀椒·发明》中介绍了自己利用平胃散增加
适当药物治愈一个“百药不效”的病例：“一妇年70 余，病泻五年，百药不
效。予以感应丸50 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红、茴香、枣肉
为丸与服，遂瘳。每因怒食举发，服之即止。此除湿消食，温脾补肾之验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52 页）平胃散是治脾胃病的主方，加上椒红等佐使药
物，更有神效。
李时珍认为有君有使，平凡的药物可生奇特疗效。赵继宗《儒医精要》
云：“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李
时珍对这一名医论断作了透彻的解说，指出平常的麦门冬，为何能有此奇效
呢？“盖有君而有使也。若有君无使，是独引无功矣。”（《麦门冬·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1034 页）李时珍从麦门冬用地黄为使疗效显著的事例，加
上自己平时积累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概括出：有君有使，奇效无比；“有君
无使，独行无功”的普遍原则。这是李时珍知行结合，发展医药理论的又一
印证。
李时珍列举许多常见药物以阐明“随佐使而见功”的配伍原则。他在《芍
药·气味》中说：芍药“同白术补脾，同芎垢危瞬尾蛊惫椴�
血，以酒炒补阴，同甘草止腹痛，同黄连止泻利，同防风防痘疹，同姜、枣
温经散湿。”（校点本第二册，第850 页）在《黄芩·气味》中阐明黄芩异
佐则异效说：“得酒，上行；得猪胆汁，除肝胆火；得柴胡，退寒热；得芍
药，治下痢；得桑白皮，泻肺火；得白术，安胎。”（校点本第二册，第780
页）
李时珍根据药物“随佐使而见功”的基本原则，分析了桔皮的特点，指
出“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
则升，同降药则降。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桔皮·发明》校点
本第三册，第1788 页）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许多常见的药物，如紫
苏、升麻、香附、大黄、仙鹤草等等，都——分析了它们“异佐殊功”的情
况。
总之，正如李时珍指出的，一般说来，“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其
性然也”。但是，人们对于药物的性味变化，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发挥
主观能动作用，根据辨证论治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改变药性，升者可以
引之而降，降者可以引之而升。故曰：“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校点本第
一册，第73 页）李时珍在实践中认识了药性变化的奥妙，不愧为医中之圣。
《本草纲目》正是这种理论同实践结合的典范。
第十一章 唯物主义自然哲学
李时珍的成长过程中，所受哲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哲学
思想。他用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思
想武器。《本草纲目》的字里行间，闪耀着古代自然哲学的思想光芒。李时
珍从墨子、荀子、王充、刘禹锡、柳宗元、张载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学习朴
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用以批判有关医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谬论，扫
除科学研究中的思想障碍。
李时珍生活的年代，以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物主义心学统治着思想
界。不少人醉心于“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性理空谈，成
天讲的是所谓“惟精惟一”之道，而置社会实际于脑后。李时珍没有被那种
唯心主义空谈所迷惑，一心务实，从一草一木的认识开始。他肯定宇宙万物
都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而存在。他坚持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认为太
初只是一气，由气化生万物，人也由气所化生。人们之所以生病，并非鬼神
作祟，而是由于客观存在的“邪气”干扰了人们的生理机能的正常作用。治
病的目的就在于培植人体的正气，抗击邪气的侵扰，使人体生理机能恢复正
常的平衡状态。
他认为各种动物、植物，乃至金石等物，无一不是气化的产物。由于各
种动植物，得气有良和不良，故有的有毒，有的无毒，研究本草就是要分其
品类，知其良毒。各种药物虽是一气所生，有着物质的统一性，也存在着千
差万别的差别性。各种药物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人们的研究工作，就
是要发现它们的性能及其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掌握其客观规律，乃可得
其利而远其害。
万物是客观存在的，又可以为人所利用，但只有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关
系，掌握其内在规律性，才能改造它们。对药物来说，只有首先认识药物的
特性，才能分别加以炮制；气味不同的药物，才可按人的意志加以配伍，用
以制伏人类的病害。在这方面，李时珍对古代“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
思想作了重要发展。
李时珍从元气化生万物的思想出发，肯定阴阳调摄、五行胜复、物性相
别的相互关系，最后达到天人统一、人定胜天的结论，处处表现出对传统哲
学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