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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阴阳相激，水火相射，冰炭不同器，矛盾不两立，注重矛盾的斗争和转化。
《内经》以来，古代医学家们主张调和阴阳，但并不害怕矛盾转化，遣方、
投药，无不立足于促进阴阳转化，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这正是坚持了好的
思维传统。不难看出，李时珍是坚持并发扬这一思维传统的佼佼者。
四、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量分析法
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
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
了独到的贡献。
李时珍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
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
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而且强调，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
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
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
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
能的平衡性的破坏。这同样存在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李时珍再三提醒人们要
严加注意。
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
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
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
效果的。
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
题。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
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
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在中国医药学上对质量转化关系的分
析，是十分精细的。李时珍对此异常精通。《本草纲目》中保留的这一方面
的资料较多，附方中很大部分都涉及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发掘。
首先，方剂配伍重分量。
李时珍引证《千金要方》中的加减“三黄丸”作为典型，分析其中的药
物剂量的变化，说明组成同一处方的几种药物，在不同季节应当使用不同的
分量，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加减“三黄丸”，由黄芩、大黄、黄连三味药物组成，孙思邈指出它的
功效是：“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
火。”这三味药的配方因季节变化而改变其剂量比例。大体说来，春三月，
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三两。
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
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 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
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
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
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
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
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
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
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
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
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
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
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
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 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
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
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
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
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
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
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
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
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
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
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
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
斤，黄土妙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
钱。”（《术·附方》校点木第二册，第737 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
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
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
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
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
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
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
（《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 页）“过”与“不过”，这也是
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
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
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
珍说：”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
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
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
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 页）
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
止。多用则成拥塞痈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
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
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
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
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
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
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
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
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
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