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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一个舞会来这儿的，”马尔卡斯特说，“去老一百号现在还太早。我还得在这儿再耽搁会儿。也许会热闹起来的。”
“我真不屑理你，”安东尼说，“查尔斯，还是跟你说说话吧。”
我们拿上酒瓶和杯子到另一间屋子里找到了一个角落。我们的脚边有五个“黑鸟”管弦乐队的人蹲着掷骰子玩。
“那边的一个，”安东尼说，“就是脸色稍微苍白一些的那个，亲爱的，有天早晨他给阿诺德·弗里克海姆太太的脑袋上梆地来了一下，亲爱的，是用牛奶瓶打的。”
差不多是立刻地、也是必然地，我们谈起了塞巴斯蒂安。
“亲爱的，他已经成了那种酒鬼了。去年你把他甩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起住在马赛，也真够我受的。整天就像个有钱的老贵妇，喝呀，喝呀，喝呀。而且还偷偷摸摸。我总是丢失一些小东西，亲爱的，那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那天早晨，我丢了两套衣服，是莱斯利和罗伯茨送来的。当然啦，我并不知道就是塞巴斯蒂安干的——因为我那套小公寓进进出出的差不多都是些阴阳怪气的家伙。我偏爱这种家伙你知道的最清楚了。嘿，末了，我们发现了塞巴斯蒂安把我东西当——当——当掉的那家当铺，可是后来他手里可没有什么当票了；当票也是有销路的，在小酒馆里就可以卖掉。
“我看得出来你眼睛里那种清教徒式的、不以为然的神色，亲爱的查尔斯，大概你以为我是在教唆那个小家伙吧。这就是塞巴斯蒂安不太招人喜欢的一个品质，他给人的印象总好像有人在教——教——教唆他——好像马戏团的小马驹子被牵着跑似的。可是我向你担保，我一切都做了。我一再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干吗喝酒？如果你想要陶醉陶醉的话，开心的事可多啦。’我带他去找那个挺不错的人；对啦，你跟我一样，对那个人也是很了解的，纳达·阿罗波夫，琼·勒克斯莫尔，所有我们认识的一切人，都和他有过好几年的来往——他总是去女王酒吧——可是后来，我们都为此出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他一张空头支票——一张假——假——假支票，亲爱的——一大帮子凶神恶煞样的家伙闯到公寓里来了——都是些暴徒，亲爱的——当时塞巴斯蒂安还懵懵懂懂的呢，反正这事情可真让人扫兴透了。”
这时博伊·马尔卡斯特朝我们这边蹭过来，他坐下来，不请自来，坐到了我旁边。
“那边的酒快喝光了。”他说着，自己从我们的酒瓶里倒出酒来，把酒瓶倒空了。“这个地方我连一个人也没有见过——都是些黑家伙。”
安东尼不理睬他，接着说下去：“这以后我们就离开了马赛，又去了丹吉尔，在那儿，亲爱的，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新结识的朋友可真是打得火热。我怎么形容他呢？他很像电影《警告的阴影》里的那位男仆人——德国人的那种大块头，在外籍军团干过。由于他的大脚趾被打掉了就离开外籍军团了。到现在伤口还没有好呢。塞巴斯蒂安发现他时，他正在卡斯巴大街的一家商号当推销员，正在饿肚子。样子可怕极了。塞巴斯蒂安把他带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回来了，亲爱的，回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善良古老的英格兰。”他重复了一遍，还把手一挥，把在我们脚边赌博的黑人也包括了进去，这时马尔卡斯特呆呆地望着前边，我们那位身穿着睡衣睡裤的女主人向我们做自我介绍。
“以前从没有见到过你们呀，”她说，“也从来没有请过你们。不管怎样，这些穷酸白人都是什么人？我好像走错了地方呢。”
“国难当头，”马尔卡斯特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
“聚会进行得挺好吧？”她焦虑地问道，“你们觉得今晚弗洛伦斯·米尔斯会唱歌吗？我们以前见过面，”她又对安东尼说道。
“常见，我亲爱的，可是今儿晚上你没请我来啊。”
“咦，亲爱的，大概是因为我不喜欢你吧。我原以为我谁都喜欢。”
“你们觉得怎么样，”女主人走后马尔卡斯特问道，“去报火警是不是很有趣呢？”
“不错，博伊，快跑去打电话吧。”
“我的意见是，这样也许会热闹起来。”
“完全对。”
马尔卡斯特离开我们去找电话。
“我认为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位瘸腿的好朋友去了法属摩洛哥了，”安东尼继续说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丹吉尔的警察正在找他们的麻烦呢。自从我回到伦敦，侯爵夫人可真招人讨厌，她想让我和他们联系上。这个可怜的女人过的是什么日子！这只说明生活里还有点正义哩。”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了，除了那一伙掷骰子赌博玩的人以外，大家都拥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那个就是我的女孩子，”马尔卡斯特说，“和那个黑人在一起的那个。就是那个女孩子把我带来的。”
“她好像已经把你忘掉啦。”
“是忘了。我还不如不来呢。咱们去别的地方吧。”
当我们走开的时候，开来了两辆救火车，一大群戴着防护帽的人拥到水泄不通的楼上。
“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可不是个好东西。有一次我把他丢进池子里去了。”
我们又去了几家夜总会。在两年的时间里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那个简单的抱负，他在这种地方出了名，受到欢迎。在最后一家夜总会，我和他由于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情都激动起来了。
“你和我嘛，”他说道，“都还太年轻，不能上前线去打仗。而别的小伙子们去战斗，几百万人都阵亡了。牺牲的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向那些死去的人证明，我们也能打仗。”
“我就是为这个回来的，”我说道，“从海外归来，在危急时刻聚集在古老的祖国身边。”
“就像澳大利亚人一样。”
“像那些可怜的阵亡了的澳大利亚人一样。”
“你在哪个部门？”
“还没有定。还没有做好备战工作。”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那就是比尔·梅多斯队——保卫团。那里全是好小伙子。都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里了。”
“我参加。”
“你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我也参加。”
“那好极了。所有的好小伙子都会像那些已经死了的小伙子们一样。”
我就这样参加了比尔·梅多斯队，这是一个配备汽车的警察追捕队，保护在伦敦最贫穷地区的食品运输。起先我被编入保卫团，还宣誓效忠皇室，并且发给了一个头盔和一根警棍；随后我又被提名为布拉特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和其他会员一起在一个专门为对付这种形势而召集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入选了。我们一个星期一直待在布拉特俱乐部里整装待命，有时一天出动三次，坐在卡车上给我们护送的运牛奶车开路。我们受到嘲笑，有时还受到恶言恶语的辱骂，不过我们只有一次采取了行动。
那天吃完了午饭，我们正围坐在一起，这时比尔·梅多斯精神抖擞地打完了电话回来。
“出动，”他说道，“商业路上有一场恶战。”
我们飞速地开车而去，到了那儿只见两根灯柱子间拉起了一根钢缆，一辆卡车被推翻在地，人行道上只剩下了一个警察，正遭到五六个青年拳打脚踢。在这打成一团的人两边，隔得不太远，聚集起互相敌对的两伙人马。当我们跳下车的时候，离我们很近，又有一个警察坐在人行道上，两眼发呆，双手捂住脑袋，鲜血顺着手指缝流出来；两三个同情的人严密监视着他；在钢缆的那一边，是一小伙满怀敌意的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把那个警察解救出来，当我们刚刚冲进敌人堆里的时候，这时却和从另一路同时赶到企图进行劝说的一伙地方教士和城市地方议会议员发生了冲突。在他们刚赶到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留神点，警察来了。”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在我们后方停下，于是这伙教士和议员就成了我们的唯一牺牲品。
人群一哄而散，消失了踪影。我们把这些调解人捉了起来（其中只有一个人伤势严重），我们又去了一些偏僻的街道上巡视一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动乱，由于没有发现什么事，我们最后都回到了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总罢工宣布取消了，除了煤田，全国所有地方都恢复了正常。就好像传说的一头野兽要出来恣意横行，它露出头来一个小时，嗅出了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