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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家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小说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经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自南向北，吴儿堡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坡与川道接壤处的一个阳洼上。当年集中营式的建筑布局，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零散的错落有致的布局，整个村庄，顺着川道，稀稀拉拉，有一里多长。
秋庄稼已经完全收割完毕，碾打完毕，颗粒归仓了。按照往年的习惯，这家的主人杨干大，这时候该做的事情，是脖子上挎一杆唢呐，肩膀上搭一条褡裢，下趟南路，他要去进行那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令人羡慕的职业去了。可是，此刻，在绵绵的秋思中，在天空中掠过的大雁的一声声啼叫中，这个蹲在畔上，擦着铜唢呐的汉子，擦着擦着，他的动作缓慢了下来，他想起了一桩心事。
其实，这桩心事很简单：他想让九岁的杨作新上学。他听人说了，前庄办起了一所新学，学费不算太高，教书先生也识文达礼，村上几户有见识的人家，已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了，因此，他想起了自己在山上拦羊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截入土了，应该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孩子的前程着想。他不想让孩子一生都像他那样，跟着羊屁股或牛屁股后边转悠，拿着拦羊铲或吆牛的鞭子。其实，他的宏大抱负也十分简单和可怜，他只想让孩子识几个字，长大后或者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在镇上谋一碗公饭，或者至少，会帮助他记记收入和支出，而家里过年时的对联，也不必用一只小碗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扣坨坨了。
但是，上学需要花销，而对一个农家来说，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需要拿出全部的积蓄，需要在以后的日子中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穷虽然穷，杨干大还是有一点家底的，然而，这点积蓄是为了别的用场，积攒它，绝对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杨作新上学。
杨干大想攒足足够的钱后，为祖上传下的这三面土窑接上石口。为窑洞接上石口，这是人老几辈的愿望。在乡间，衡量一户人家的光景怎样，其中紧要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住上接口石窑。杨家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也许代代都有这个打算，但是都落了空。攒下一点积蓄，刚想乍舞，不是遇上天灾，就是遇上儿婚女嫁的大事。天灾还有个深浅，婚姻这事，真是个填不满的坑，通常贴上所有的积蓄，还要背上些债务，然后媳妇过门，慢慢地还。债刚还完，儿女一个跟一个地长大，儿子要聘礼，女子要嫁妆，圈窑的事，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又黄汤了。
杨干大的本名叫杨贵儿。媳妇过门那阵，媒人哄新媳妇，说杨家有三口接口石窑，新媳妇一听，欢天喜地地过了门。轿子落地，新媳妇挑起红盖头偷偷一看，哪里有什么接口石窑，分明是三孔烟熏火燎的黑窟窿，媳妇当时就哭了，泪水打湿了红盖头。事后，杨干大解释说，确实有过接口的打算，只是，结婚时四十块大洋做聘礼，他的力量已经耗干，再没有力气圈窑了，不过，他有一身的力气，只要夫妻齐心合力，男耕女织，再加上锅里一口碗里一口地省，要不了几年，就可以住上了。新媳妇听了，才止住了哽咽，转而，恨起要聘礼的娘家来，她发誓说自己三年不登娘家的门。她还要求自己掌管家事，她说，男人是个钯钯，女人是个箱箱，不怕钯钯没齿，就怕箱箱没底，她保证管好这个家，为有朝一日的三孔接口石窑着想。杨干大应允了她。
新媳妇跟杨干大解释说，住什么她倒不在乎，瞎好有个狗刨的窝就行，娘家的日子比这儿还苦，她只是为了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