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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兵们吆喝着，分成几拨，接近了平台上的那个人。只见那人蜷曲在那里，浑身是血，一顶草帽，将头遮得严严实实。围定以后，一个匪兵大着胆子，用枪刺挑了一下草帽。草帽掀开，匪兵们都愣住了，只见那人少说也有五六十岁光景，头上一头灰白头发，缺血的脸皱得像个老核桃，他枯瘦的手，正捂着大腿上那个枪眼，枪眼里大约血已经流完了，现在正冒着血沫子。这哪里是杨作新呀！
秃子认出了这是杨干大。见了这血肉模糊的情景，他害怕了，直往人背后躲，一边躲一边说：上当了！上当了！
保安团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前的情景，大约也使他有了些感慨，他没有说话，捡起了帽子，重新给杨干大盖上，然后挥了挥手，命令士兵们回身。
回到杨家院子里，那杨作新早已不知去向，匪兵们于是抓了几只鸡，回去复命了。
临走时，秃子抓住保安团长的衣襟，要那一百块大洋的赏钱。保安团长一挥手，打开了秃子的手，他说：人连个面都没有碰到，还谈什么赏钱，害得弟兄们起五更熬半夜，跑断了两条腿，来抓什么共产党，不寻你秃子的事，就算便宜了你。说着挥了挥手，命团丁们开拔。
秃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老虎皮走了，没了辙，他转过身子，对窑院站着的两个女人说，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四十块大洋还得要，你们等着。说完，听到吴儿堡庄子里，已经有了聒噪声，匪兵们一走，乡亲们敢出头了。秃子怕再耽搁下去吃亏，就尾随着保安团跑了。
这时候，乡亲们已经围上来了。杨干妈软成一摊，不能动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进了窑里。杨干妈说：别管我，蛾子，快，快领上乡亲们去后山上，寻你大！
后山上有个放羊的，叫“憨憨”。当年，这群村子里伙养的羊，就是杨作新放的。杨作新上学后，放羊铲留给了“憨憨”。“憨憨”的名字叫“憨憨”，实际上人也不憨。这时候，放羊的憨憨见羊围着一样东西，围成一圈，死死不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人，是杨干大，就丢了放羊铲，背起杨干大，翻过山，下了村子。
当天晚上，在杨家正窑里，杨干大说了一夜胡话，天快亮时，断了气。正像那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说的那样：月亮落了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
杨干大糊涂了一夜，临死前却猛然眼神发亮，异样地精明起来。对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欠她们的债。他说，他答应过婆姨，那三面接口石窑的事，但是，看来是说下空话了，这事将来得告诉杨作新，让他圈，还有，他说他对不住蛾子，他害了娃娃，他让杨干妈将来告诉杨作新，要他好好地招呼妹妹，踏摸准了，给蛾子物色一户人家。最后，杨干大感慨地说：杨作新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他是一个闹世事的人，乱江山的人，杨家人老几辈，还没有这么个成龙变虎的人物，没想到在他手里出了。想到这一点，他很满足。
第七章 现代罗宾汉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之后，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武装斗争形式，作为以后一段为期不短的时期的头等任务。在陕北地区，亦是如此。遵照上级的指示，革命从合法斗争转入地下，由配合协助国民党巩固政权转为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的。
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在陕北，就有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带兵人叫谢子长，安定县枣树坪人，太原兵学院毕业，他在家乡先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继而将这支队伍改变成分，成为一支革命武装。到了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个陕北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回到家乡，拉起武装。刘家是当地的一家富户，刘志丹瞒着父亲，动用家产，置办枪支，招募人员。有一则笑话，说是刘志丹动员他家的两个长工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长工问，参加游击队有什么好处？刘志丹说，欠地主老财的债，就不用还了。原来这两个长工，正是欠了刘家的债，来揽活顶工的。听了刘志丹的话，他们说，那我们欠你家的债，也不用还了？刘志丹回答：那当然！长工听了，于是跟上刘志丹跑了，参加红军游击队去了。气得刘志丹的父亲在家里害了一场病。
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的这块，叫陕甘边根据地，首府设在南梁。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地方，更是经不起这一次折腾。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熬外甥，丈人锅里煮女婿”，就是对那场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比起明末清初那场惹得李自成举旗造反的大旱灾，这次的似乎更邪乎。
斯诺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和诚实的笔触，记下了那场大饥馑的情景。此刻，叙述者觉得，他除了老老实实地引用斯诺先生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数字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既要不用这个现成的材料，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同样也引用了国际联盟派给蒋介石担任卫生顾问的一名著名卫生专家的资料。那位专家指出：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斯诺先生这样说，“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斯诺先生继续写道：“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细小的骨骼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起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口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他接着写道：“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与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