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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灯草开始收拾碗筷。杨干妈说了句杨蛾子，帮嫂子洗涮。灯草说，小姑子就不用动手了。说完，将锅碗瓢勺收拾干净，酸菜缸的盖儿盖好，案子抹了一遍，地扫了一遍，然后站起身，向杨干大杨干妈道一声安宁，又瞅了杨作新一眼，回自家窑里去了。
杨作新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他脱了鞋子，一横身，坐在了炕上。接着，把脚塞进母亲和妹妹盖着的那个薄褥子里。炕真热，热得人不得不随时欠起屁股。母亲和妹妹跟前放一个笸箩，笸箩里放些玉米棒子，她俩正在搓着玉米，于是杨作新也凑上去，和她们一起搓。“你的肉皮嫩！”杨干妈说，“用这个戳子戳渠渠吧！”那戳子是个比捅火棍小些的铁条，一头是环，一头是个尖儿，用它在玉米棒子中间，戳开几行，然后这玉米棒子就好搓了。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以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咬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能手到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
小时候，杨作新就常常蹲在父亲身边，看他捉虱子。这时，又看到这一幕情景，他在心里可怜父亲。他本来留下来，是想和老人商量去肤施上学的事，可是看到父亲核桃一样布满皱纹的脸，和逐渐佝偻下来的身子，他不敢开口了。
杨蛾子又央哥哥讲城里的事情。于是，杨作新先丢开自己的心思，讲起了这次进肤施城的所见所闻。讲到肤施城的雄伟繁华，讲到共产党、国民党这些新名词，讲到杜先生站在肤施城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景，讲到他见到的那个短发的女宣传员天女散花一样的神气。当然，还谈到那些头发光光的男人和穿着旗袍的女人。末了，记起路上救黑大头的事情，便也细说了一遍。
杨蛾子一直是她的哥哥的崇拜者。哥哥讲那些事情，她一样也没听过，简直像天书里写的一样。以女孩子的心理，她尤其注意到了杨作新谈到的女性。她真羡慕那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可惜她没钱念书，要不，说不定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她当然不是怨父亲偏心眼，只让杨作新没完没了地念书，而不让她跨进学校一步，她是女孩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和哥哥攀比的意思。琢磨完了女宣传员，她又琢磨那些抹着红嘴唇、穿着旗袍的女人了，这时她在哥哥的话中发现了破绽。她说，大冷天的，那些婆姨女子，真的敢精腿把子，在露天地走，她们不怕冷？杨作新回答说，这是真的，他亲眼目睹的。杨蛾子还是不信，说哥哥喧谎。
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
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人家和杨作新一年结婚的，现在娃娃都满炕爬了。杨作新听了，“嗯”了一声，算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杨作新十三岁上结的婚。在当时的陕北，这个年龄结婚，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一年他初小刚刚毕业。十三岁的他，在村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和他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先后中途辍学，只有他一个上完了四年，因此他可以说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过去村里，没有读书人，逢年过节，大家嫌门上不贴对联，不吉利，要贴，又没有人会写，于是只好在红纸上，用碗底蘸些墨汁，塌上一溜坨坨。自从有了杨作新，一个村子的对联，由他包了。遇到红白喜事，为“上山”的老人写一个“驾鹤西游”，为结婚的新人写一个“天作之合”；春节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为拴驴拴牛的槽头写的“槽头兴旺”，为石砌矮墙上写的“抬头见喜”，为灶王爷写的“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等等，这些，都是杜先生教诲有方，杨作新寒窗苦读的结果。每当杨作新，提笔龙飞凤舞时，站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