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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各国对这一点，应该体谅中国政府的苦衷，不必过于坚持。”
“这一层苦衷，当然可以谅解。不过，中国政府的借口似乎太多。”萨尔瓦葛紧接着问李鸿章：“我想问一个人。徐侍郎，亦就是现在为日本军队所拘禁的徐侍郎，为人如何？”
“此人不好！”李鸿章脱口相答。
为什么不好呢？李鸿章有解释：七月初三杀许景澄、袁昶，是他监斩，七月十七杀徐用仪，也是他监斩。最可恶的是，徐承煜还曾逼他父亲自尽，这样的人，在中国称之为“枭獍”。
“还有一位，”小村寿太郎问说：“与徐侍郎一起被拘禁的启尚书，为人如何？”
“他是大学士徐桐的门生，很得老师的赏识。为人如何，可想而知。不过，”李鸿章说了句公道话：“此人的私德还不差。”
就因为这一句话，启秀得以暂脱缧绁。原来他以老母病殁，曾向日军司令山口素臣请假十日治丧，未获允准。这件事是小村所知道的，此刻听了李鸿章的话，回去便通知山口，不妨准启秀的假。
十日期满，启秀自行报到，言而有信，为日军另眼相看了。见此光景，徐承煜援例以为父治丧为名，请假十日。山口因为从小村口中已得知徐承煜是“枭獍”，断然拒绝，不管他如何“据理力争”，始终不考虑他的请求。
十七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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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
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
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