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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娜埋在她破旧的安乐椅里读一本书（那个晚上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邓布劳，她最喜欢的同龄作家之一）。“哦，”她说，抬起头来并在读到的地方做了个标记。“香槟，有什么重要事情啊？”好像她不知道一样。
“我写完了。”我说。又用法语说了一遍。
“好啊，”她说，微笑着接过了我俯身递给她的一只酒杯，“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我现在意识到这个仪式的精髓——有活力和有效的那部分，就像一连串胡言乱语中真正神奇的那个字眼——就是这句话。我们几乎总是喝香槟，她几乎总是随后跟我走进办公室去做另一件事，但并不总是这样。
有一次，大约是在她去世前五年左右，当我完成一本书的时候，她在爱尔兰，跟一个女朋友度假。那一次我自己喝了香槟，也是自己输入了最后一行（那时候我已经在使用苹果电脑，它可以做许许多多不同的事，但我只用它做一件事），没有浪费一分钟的休息时间。但是我电话打到她和她的朋友布林待的旅馆；我告诉她我已经完成了，然后听她说我特意打电话去想听的话——这些话溜进爱尔兰的电话线，旅行到一个微波发射机，像祷告一样上升到某个卫星，然后下来回到我的耳中：“好啊，那这样就好了，是吧？”
正如我说的，这个习惯在第二本书写完后开始。我们每个人喝了一杯香槟，然后斟满再喝一杯后，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在那里一张纸还夹在我的森林绿的电子打字机上。湖面上，最后一只潜鸟在暗夜中鸣叫，这个叫声在我听来像生锈的东西在风中慢慢地转。
“我想你说你已经完成了。”她说。
“除了最后一行都写完了，”我说，“这本书，虽然它没有多大价值，是献给你的，我想要你写下最后一点。”
她没有笑，也没有抗议，也没有动感情，只是看着我，想确定我是否真是这个意思。我点头表示我真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她坐在我的椅子里。她早些时候在游泳，她的头发披在后面，穿过一个白色有弹性的东西。她的头发是湿的，颜色比平时更显暗红。我摸了摸它，像摸一块潮湿的丝绸。
“段落缩进？”她问，跟速记联营公司里要记大老板的命令的女孩一样严肃。
“不，”我说，“继续。”然后我说出了我头脑中从站起来去倒香槟起一直想好的一行话。“‘他解开她头上的链条，然后这两个人走下台阶，来到汽车停放的地方。’”
她打完这句话，检查了一下，然后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就这样，”我说。“我想你可以写‘完’了。”
乔敲了两次“回车”键，然后把回车符居中，在文章最后一行下面输入“完”，IBM的书信字休打字机很顺从地跳动着打出了这个字。
“他在她头上解开的链条是什么呀？”她问我。
“你必须读这本书来找出答案。”
她坐在我的办公椅里，我站在她旁边，她处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把她的脸贴在她现在贴的地方。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嘴唇在我身上最敏感的部位移动。在我们之间，只有一条棉质内裤，就是这样的。
“我有办法让你说的。”她说。
“我打赌你会的。”我说。
完成《一落千丈》的那天，我至少试着去举行这个仪式。感觉很空，奇妙的实质已经离开了，只剩下形式，但我已经预料到这种结果了。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迷信，而是出于敬重和爱意。一种纪念，如果你明白的话。或者，如果你明白的话，乔安娜真正的葬礼，终于在她入土一个月后举行了。
这时是九月下旬，仍然很热——是我记得的最热的暮暑。在带着悲伤的心情最后努力完成那本书的时候，我不停地想我有多么思念她……但这从未使我慢下来，还有其它的事：德里跟往年一样热，我通常只穿着一条沙滩裤干活。我从未闪过要去湖边住所的念头，我对莎拉—拉弗斯的记忆好像完全从脑海里被抹去了。也许是因为等我完成《一落千丈》的时候，真相已经深入脑海了。这一次，她不是在爱尔兰。
我在湖边的办公室很少，但能看到风景。位于德里的办公室很长，沿墙排满了书，没有窗子。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头顶上的风扇开着——共有三个，在感伤的空气中转动。我穿着短裤，T恤，橡胶系带凉鞋，风锡制的可乐盘端着一瓶香槟和两个冰冻过的玻璃杯走了进来。在这个像有轨电车车厢一样的房间的另一端，有一个很斜的屋顶，这个屋顶这么陡，我几乎不得不蹲下，才能避免站起来时撞到头（这么多年，我也不得不顶住乔的抗议，说我选了房间里这个绝对是最差的地方当工作台），我的苹果电脑的屏幕亮着，上面都是字。
我想我可能要迎来另一场悲痛的侵袭——可能是最坏的一次——但无论如何我要向前……我们的情绪总是让我们惊奇，不是吗？那个晚上，我没有痛哭和流泪；我猜我体内已经没有眼泪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深深和悲哀的失落感——她过去喜欢坐在上面读书的空空的椅子，她总是把她的玻璃杯放得太靠边的空空的桌子。
我倒了一杯香槟，等泡沫消退了，举起杯。“我写完了，乔。”我坐在转动的风扇下面说。“那么这样就好了，是吧？”
没有回答。考虑到接下来的事，我想值得重复一遍——没有回答。我没有感觉到，后来我感觉到，在这间看上去空荡荡的房间里我不是一个人。
我把香槟喝掉，把玻璃杯放回到可乐托盘上，然后在另一个杯子中倒上。我把它拿到苹果机前，在本应是乔安娜坐的地方坐下，人人都喜爱上帝，但上帝偏偏带走了乔，我没有流泪和痛哭，但我的眼睛被泪水刺痛了。屏幕上的字是这样的：
今天不是那么糟糕，她想。她穿过草地走到汽车旁，看见挡风玻璃上有张白色纸片，笑了起来。卡姗·迪兰西，他拒绝气馁或接受否定的回答，邀请她去参加另一个星期四晚上的品酒会。她拿起纸，撕碎了，然后又改变了主意，把碎片塞进牛仔裤屁股上的口袋里。
“没有段落缩进，”我说，“继续。”然后我在键盘上输入了我头脑中从站起来拿香槟起就一直想着的一行话。那里有整个世界，卡姗；迪兰西的品酒会是一个开始的好地方。
我停下来，看着这个闪烁的小光标。眼角的泪水仍使我双眼酸痛，但我反复说没有寒气绕着我的脚踝，脖子后面也没有鬼魂的手指。我敲了两次回车键，选择居中，在文章最后一行下面输入“完”，然后举起本该是乔的那杯香槟跟屏幕干杯。
“这是给你的，宝贝，”我说，“我希望你在这里。我太想你了。”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我的嗓音有些颤抖，但没有泣不成声。我喝下泰廷爵香槟，保存了文件，把整个文档存到软盘上，然后备份了一下。四年来，除了便条、杂货单和支票，这是我最后写的东西。
第3章（上）
我的发行人不知道，我的编辑黛布拉·温斯托克不知道，我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布罗斯基不知道。弗兰克·阿伦也不知道，虽然不止一次我非常想告诉他。就让我当你的兄长吧，不看在你的份上也看在乔的份上，他回到他在缅因州南部城市桑福德的印刷事业和多半孤独的生活的那天，他对我说这番话。我从未指望过接受他的提议，现在也没有——不是以他可能一直在想的最基本的求助的方式——但我每隔两个星期左右就给他打电话。男人间的那种谈话，你知道的——天气怎么样啦？不太坏，冷得像冰窖。是啊，这里也一样，如果我能搞到棕熊队的球票你想到波士顿来吗？也许明年吧，现在相当忙。是啊，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再见，迈克。好的，弗兰克，当心你的身体啊。男人间的谈话。
我非常确信，有一两次他问我是否在写一本新书的时候，我想我是这样说的——
哦，他妈的——我在撒谎，不是吗？这个谎言如此深入内心，现在我甚至跟自己也这样说。他问我好不好，我总是说，对，我正在写一本新书，写得很顺，真得很顺。不止一次我很想告诉他我写不到两段就要经历一次身心折磨——我的心跳加倍，三倍，我呼吸急促，开始大口大口喘气，我感觉眼珠子要迸出眼眶，挂在脸颊上。我像一个关在下沉的潜艇里的患幽闭恐惧症的人。事情就是这样，谢谢你的问候，但我从来没有。我不需要帮助，我也不能要人帮我。我想我已经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