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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我干巴巴地说。
“对。”
“那么玛蒂·德沃尔呢？她有些什么呢？”
“多亏你，她有我。”约翰·斯托尔说。“事情就像约翰·格里沙姆小说里写的那样，不是吗？赤裸的金钱交易。还有，我对德金挺感兴趣，就是那个诉讼监护人。如果德沃尔没料到自己会真的遇到麻烦，他可能会给德金一些诱惑，那么做是极不明智的。而德金也可能傻到禁不住这种诱惑。嗨，谁知道我们会找到些什么呢？”
而我不是一个爱找事的人。“幸亏有我，她得到了你这个律师，”我说，“假如我不插手，她的下场会怎么样？”
“Bubkes。这是犹太话，意思是——”
“我知道那表示什么意思，”我说道，“简直不敢相信！”
“就是这样，美国式的正义。你对那位手提秤杆的女士知道多少？就是通常站在法院门前的那位？”
“啊。”
“给这提秤杆的娘们儿戴上手铐，用胶带封上嘴，正好搭配她的蒙眼布，强奸她，然后把她扔到泥里。你喜欢那种场面吗？我不喜欢，但是，在监护权官司里，如果原告很富而被告很穷，这就是真实的写照。还有，性别歧视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一旦那些妈妈很穷，人们是不是把她们当理想的抚养人看待的，没那么浪漫。”
“你是玛蒂·德沃尔唯一的希望，对吗？”
“对。”约翰干脆地回答。“明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同意了。”
“希望我能说服她。”
“我也希望。听我说——还有件事。”
“什么事？”
“你在电话上对德沃尔说了慌。”
“岂有此理！”
“不，不，我不想冒犯我姐姐最喜欢的作家，但是你确实说了谎，你自己知道。你告诉德沃尔妈妈和小孩是一起出来了，小孩在采花，一切正常。你什么都考虑到了，但还忘了一件事。”
现在我笔直从椅子上坐起来了，仿佛受了当头一棒，同时觉得自己的聪明收到了轻视。“嘿，不是，你想，我没说什么，只是告诉他我猜是那样。‘猜’这个词我用了不止一次。我记得很清楚。”
“啊哈，如果他对那次谈话作了录音，你倒是有机会数数到底有几次。”
起先我没有接他的茬，我回想起与德沃尔的那次谈话，记起电话里低沉的嗡——声。这种典型的嗡声记得前几个夏天来“莎拉—拉弗斯”时就听到过。而星期六晚上那平稳低沉的“翁——”是不是比平时更响些呢？
“我猜他可能用了录音机。”我不情愿地说道。
“啊哈，设想德沃尔的律师把录音给了诉讼监护人，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你？”
“小心这家伙，”我说，“他像是在隐瞒什么。”
“也许这家伙在编故事。而你正好擅长编故事，不是吗？不管怎么说，那是你谋生的手段。在监护权听证会上，德沃尔的律师很可能会那么说。如果他接着又提出一名证人，那人在玛蒂赶到现场后不久正好路过那里……这名证人作证说年轻的女士看上去很紧张、不知所措……那时，他又会怎么想你？”
“像个骗子，”我说，“啊，糟了。”
“别怕，迈克。打起精神。”
“我该怎么办？”
“在他们有录音，会放出来，让我看上去像个说胡话的傻瓜。”
“我不这么认为。你和德沃尔谈话的时候还不是宣过誓的证人，你是吗？你好端端地坐在自己的露台上想自己的事，看焰火表演。而这时候那讨厌的老家伙给你打电话，对你大喊大叫。你甚至从没给过他你的号码，不是吗？”
“没有。”
“电话本上也没有你的号码。”
“对，没有。”
“而当他自称麦克斯威尔·德沃尔的时候，他也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对吗？”
“对。”
“他完全可以是伊朗国王。”
“不，伊朗国王死了。”
“那么，不算他。但他也可能是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或一个搞恶作剧的家伙。”
“对呀。”
“你意识到这些可能性，才说了那些话。但现在你是在正式的司法程序里，你所说的全是实情，别无其它？”
“太对了。”那种“我的律师”的亲切感受刚才消失了一下，现在又精神饱满地回来了。
“说出实情对你是最有利的，迈克。”他一本正经地说，“除了在某些情况下，但目前不是那种情况。你明白吗？”
“明白。”
“好，行了。明天十一点左右，我等你或玛蒂的电话。应该是她的电话。”
“我会努力的。”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怎么办，对吗？”
“我想我知道。谢谢，约翰。”
“不管是哪种结果，我们很快会再通话的。”他挂上电话。
“我在原地坐了一会儿。有那么会儿我按下了无绳电话的拨号按钮，随即又关上了。我得和玛蒂谈谈，但我还没准备好。我决定先散散走。
如果她真的不愿意，你知道该怎么办，对吗？
当然，得提醒她现在不是骄傲的时候，她不能按北佬的那一套行事，她不能拒绝《两人行》、《红认人》和即将出版的《海伦的诺言》的作者——迈克·诺南的好意，她输不起。提醒她，她可以选择是要自己的骄傲，还是女儿，但两者不能兼得。
嘿，玛蒂，选吧。
我几乎走到小路的尽头，在泰德威尔牧场前站住脚，牧场俯瞰着黑迹湖，大湖尽收眼底，远方是怀特山脉的群山。湖水在朦胧的天空下静静地酣睡，把头侧向一边时，它是灰色的，侧向另一边，它又是蓝色的。我心中升起一种神秘的感觉，神秘如曼德里。
根据玛丽·辛格曼的说法（这和《卡斯特尔县和卡斯特尔—洛克地方志》的说法是一致的，这本大部头的书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即该县设立两百周年之际），本世纪初（指二十世纪初叶），有四十多个黑人住在这儿，给这里带来了生机。他们绝不是普通的黑人，大部分是亲戚，大部分人很有才能，大部分人属于一个音乐团体，这个团体原告称作“红顶男孩”，后来称作“莎拉·泰德威尔和红顶男孩”。他们从一个叫道格拉斯·戴的人手里买下这片牧场和湖边一大块地形很好的土地。据当时出面讲坐的索尼·泰德威尔说，积蓄这些钱花了十年。索（索尼的昵称）是“红顶男孩”乐队成员。他表演的是当时被称作“鸡嘴吉他”的乐器。
当时这在镇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甚至召开了一次大会，抗议“一大窝黑鬼闯入这里”。后来事情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就像它们通常那样。戴家山头上（一九OO年索尼·泰德威尔代表他的大家庭买下这片土地时，人们就是这么称呼泰德威尔牧场）并没有出现一片当地人想象中的棚户区。相反，那里聚会场所、排练厅，或在某些时候的演出厅。
有一年多的功夫，甚至是两年，“莎拉和红顶男孩”（有时候里面也有个红顶女孩；乐队的人员是流动的，每次演出都不一样）在缅因州西部作巡回演出。今天，在该州西线的城镇——法明顿、斯克黑根、布里奇镇、盖茨—法尔、卡斯特尔—洛克、莫顿、弗莱堡——你还能在集市杂货店里见到当年的演出海报。人们非常喜欢莎拉和红顶男孩们的巡回表演。他们和T镇上的乡里也处得不错，这也不奇怪。最终还是罗伯特·弗洛斯特（1874—1963，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说得对（他不仅是个功利主义者，还常写些叫人不快的诗）：我们确实相信好篱笆造就好邻居。我们总是在抱怨、抗议，然后又生活在吝啬而封闭的平静中，把自己变得贼眉鼠眼，嘴巴像老太婆那样往下耷拉着。我们常说“他们总是付账单的”。我们说“我永远都不用枪赶走他们的狗”。我们还说“他们总是自顾自”。这么说着，好像与世隔绝是种美德。当然还有一条关键的美德：“他们不参加慈善活动。”
在某个时候，莎拉·泰德威尔变成了莎拉·拉弗斯。
然而最后，他们一定是觉得T镇不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一九O一年夏末，在完成了一两次本县集市上的表演后，这一大族人离开了。他们精巧的小屋为戴家山头带来夏季的出租收入，直到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场大火把湖的南北两岸变成一片焦土。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除了她的音乐，她的音乐还活着。
我从坐着的大石头上站起身来，伸展了一下胳膊，直了直腰，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