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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三月，进军河南，以计收降元将左君弼、竹昌，取汴梁。继在塔儿湾大败元兵5万，迫元梁王阿鲁温以城降，河南平。旋分兵克潼关，西取华州。五月，趁朱元璋抵汴梁督战，奏请乘势直捣元都。闰七月，移师北上，连克卫辉、磁州。会诸军于临清，沿运河北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进破通州，迫元顺帝北走。八月初二，督军克大都，推翻元朝。乘胜克真定、怀庆等地。时闻元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引兵出雁门将攻北平，遂与诸将商议，运用批亢捣虚战术，乘其不备直捣太原，迫扩廓回军救援。旋选精兵夜袭其营，迫扩廓率18骑遁，俘降4万人，克太原，占山西。二年，挥师入陕西，迫元将李思齐降，斩元将张思道，陕西平。三年，率师败扩廓于定西，俘元王公及手下将领8。6万余人，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次年，镇守北平，练军马，修城池，总领北方军事。五年，与左、右副将军李文忠、冯胜，各率5万骑分路出塞征北元。自率中路轻敌冒进，至岭北遭北元军伏击，丧师万余。次年，复率诸将出征，败北元军于答剌海。还军北平，戍守边防。徐达一生刚毅武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治军严整，功高不矜，名列功臣第一，明洪武十八年二月卒，追封中山王。朱元璋誉之为“万里长城”。
朱元璋：“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张廷玉：“明太祖奋自滁阳，戡定四方，虽曰天授，盖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无以过之。开平摧锋陷阵，所向必克，智勇不在中山下；而公忠谦逊，善持其功名，允为元勋之冠。身依日月，剖符锡土，若二王者，可谓极盛矣。顾中山赏延后裔，世叨荣宠；而开平天不假年，子孙亦复衰替。贵匹勋齐，而食报或爽，其故何也？太祖尝语诸将曰：‘为将不妄杀人，岂惟国家之利，尔子孙实受其福。’信哉，可为为将帅者鉴矣。”
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小时曾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元朝末年，他目睹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慨然有“济世之志”（《明太祖实录》卷171）。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在郭子兴起义军中当小军官的朱元璋回乡招兵，他“仗剑往从”，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投奔朱元璋后，徐达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时时以王霸之略进”（李贽：《续藏书》卷3，《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了定远的几支地主武装，攻占滁、和等地，被朱元璋授为镇抚，“位诸宿将上”。此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首领，“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而徐达与汤和等人则“奉约束甚谨”（《凤阳府志》卷18，《人物志》），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不久，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拘捕了孙德崖，而孙之部众则扣留了朱元璋。徐达挺身而出，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换回朱元璋。直到郭子兴释放孙德崖后，他才被放出来。朱元璋因此对他非常感激，也更加信任。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8上，《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员战将。此后，他统兵“廓江汉，清淮楚”，击灭陈友谅势力，升任总兵官、大将军；又“电扫西浙”，攻占平江，消灭张士诚势力；后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声威所震，直达塞外”（《明太祖实录》卷171），完成了推翻元朝、统一北方的重任。
徐达从小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但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每逢带兵出征，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同上）。归朝之日又经常“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明史》卷125，《徐达传》），因此熟知古代兵法。他还善于通过战争锻炼自己的军事才干，具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尤长于谋略”（《明太祖实录》卷171）。如洪武元年攻占大都后，朱元璋令孙兴祖留守，徐达与常遇春攻取山西。北逃的元顺帝派部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北上，出雁门关，入居庸以攻北平。徐达闻讯，对诸将说：“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明史》卷125，《徐达传》）于是引兵直趋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援，结果遭到徐达的夜袭，败逃宁夏。
徐达治军严明，不仅要求部下听从号令指挥，“令出不二”，而且严禁他们骚扰百姓，“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明太祖实录》卷171）。他还注意优待俘虏，以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俘获敌军将士和间谍密探，他都“结以恩义，俾为己用”（《明史》卷125，《徐达传》）。所以他带兵出征，特别是在率军北伐过程中，经常出现“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的局面。
作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徐达不仅具有优异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他严于律己，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元末群雄并争之时，许多人一旦为将握兵，即“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吴宽：《平吴录》），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徐达不贪女色，不图货利，攻占平江及大都之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宫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5，黄金：《魏国公徐公达》）。徐达平时在南京家住一所低湿狭小的房子，朱元璋几次想给他换一所较好的房子，他都推辞了，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太祖实录》卷171）出征之时，遇到军粮不足，士卒吃不饱饭，他不饮不食，不进营帐休息。士卒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给予医药治疗。“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尽管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明太祖实录》卷17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和同乡拉帮结派，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欲结好于达”，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便不时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125，《徐达传》）。
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献征录》卷5，御制《徐公达神道碑》）。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徐达毕竟在政治上忠诚不二，经济上不贪不占，生活上十分检点，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从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运。流传极广的所谓朱元璋赐蒸鹅而害死徐达的说法，正如赵翼所说的是“传闻无稽之谈”，“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立传多存大体》），徐达和刘基是洪武朝少数得以获终天年的大臣。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享年54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并亲为之撰写神道碑，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后复命“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皆第一”。
徐达是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对于帮助自己打下天下的诸多功臣抱有极其强烈的戒心，某日，朱元璋再次召见徐达下棋，而且要求徐达拿出真本领来对弈，徐达只得硬着头皮与皇帝下棋。这盘棋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都未分出胜负，正当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鸣得意时，徐达却不再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