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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修仙-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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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周易》烦琐的传统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儒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和郑玄一样,王弼注《易》也以费氏《易》为底本,因此是古文《易》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西汉费直以“传”解“经”,即用“传”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带有神学色彩。

王弼注《易》,虽沿袭费氏以“传”解“经”的方法,但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只突出“传”之义理以阐发“经”义。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王弼“贵无”,以无为本。“无”是其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的“无”;圣人治世之道是“体无”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无”或“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圣人体无”,以无为君,崇本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无”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无”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王弼的认识论是可知论。只是他那个认识的对象———宇宙本体是虚构的,因此,不可能对客观世界有个正确的认识。

虽然玄影对于玄学不是很了解,但是对于擎宇来说,这也算是一门必修课,所以在擎宇的教导下,玄影也对于玄学有了一定的了解。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即“古代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到了现今多元化的社会,相学、星相学、灵异学、堪舆学、命理学已被玄学同化。所以现今的玄学家决不仅仅精通经卷、理论,反尔是海纳百川集各家之所长。

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

“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东汉末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正统儒家名教之学也开始失去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辩。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繁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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