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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怨恨，他终生渴望报复，但没有找到机会。最近一两年里，情况变得对他不利——大概是暗中从事投机生意失败，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他决心要骗其他所有的债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某个柯尼利亚斯先生开出了大额支票。我猜想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用了另一个名字。我还没有追查过这些支票，但是我相信这些支票全都用那个名字存进了外地一个小镇的银行，奥德克时常去那个小镇过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他打算将来改名换姓，把这笔钱取出来，然后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嗯，完全可能。”
“在他想来，假如他能做出这样一个假象，就是他被旧情人的独子谋杀了，他就可以销声匿迹，同时又对他的旧情人进行了报复。这个恶毒计谋真是个杰作，他象个大师一样把它实现了。为了造成一个明显的犯罪动机而写的那张遗嘱，要麦克法兰瞒着父母私下来见他，故意留藏下手杖，卧室里的血迹，木料堆中的动物尸骨和钮扣——这一切都令人惊叹。他布下的这张罗网，在几小时前看来仍然牢固，但是他缺少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懂得什么时候停住的至高天赋。他画蛇添足，想把已经套在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脖子上的绳索拉得更紧一些，结果他把一切都毁了。咱们下楼去吧，雷斯垂德。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问他。”
那个恶棍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坐着，两旁各站着一个警察。
“那是一个玩笑，我的好先生——一个恶作剧，没有别的用意，”他不停地哀告，“我向你保证，先生，我把自己藏起来只是为了知道我的失踪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相信你不至于认为我会让年轻的麦克法兰先生受到任何伤害吧。”
“那要由陪审团来决定，”雷斯垂德说，“不管怎样，即使不是谋杀未遂，我们也要控告你密谋罪。”
“你大概就要看到你的债主要求银行冻结柯尼利亚斯先生的存款了，”福尔摩斯说。
奥德克吃了一惊，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的朋友。
“我得多谢你啦，”他说，“也许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恩惠。”
福尔摩斯不计较地微笑了一下。
“我想今后几年里你不会有时间干别的了，”他说，“顺便问一下，除了你的裤子以外，你还把什么丢进了木料堆？一条死狗？几只兔子？或者是别的东西？你不愿意说出来？
哎，你多不客气呀！没关系，我想有两只兔子就足够解释那些血迹和烧黑了的骨灰了。华生，如果你要写一篇经过的话，你不妨说是兔子吧。“
孤身骑车人
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期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异常繁忙。完全可以说，这八年来各种公办的疑难著名案件，没有一件不请教福尔摩斯的。还有千百件私人案件，其中许多是十分错综复杂并具有特色的，福尔摩斯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惊人的成就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是这一漫长时期连续工作的结果。由于我对这些案件有闻必录，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也亲身参加过，可以想象，要弄清我应该选择哪些来公之于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可以按照我从前的作法，优先选择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著称，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而引人入胜的案件。由于这个原因，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以及我们调查到的奇异结局，这个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而告终。现在我就把情况介绍给读者。诚然，这些事对我朋友那因以扬名的才能并没有增添什么异彩，可是这件案子却有几点非常突出，不同于我从中收集资料写成了这些小故事的那些长期犯罪记录。
我翻阅了一八九五年的笔记，查出是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听维奥莱特·史密斯谈自己的事。我记得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极不欢迎，因为那时他正全神贯注于一件十分难解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殊难题。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准确和思想集中，在办手头的事情时，最厌烦别的事来打扰他。尽管如此，但他生性并不固执生硬，不可能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讲述她的遭遇，何况她又是在这么晚的晚上亲自来贝克街恳请他帮助和指点的。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姑娘下定决心非讲不可。很明显，她不达到目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动武。福尔摩斯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勉强地笑了笑，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如实地讲给我们听。
“至少不会是一件有碍你身体健康的事，”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她周身打量了一番说道，“象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她惊异地看看自己的双脚，我也发现了她鞋底一边被脚蹬子边缘磨得起毛了。
“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系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象科学家看标本那样，全神贯注而不动声色地检查着。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业务，”福尔摩斯把姑娘的手放下，说道，“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员了。显而易见，你当然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所共有的勺形指端吗？不过，她脸上有一种风采，”那女子平静地把脸转向亮处，“那是打字员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位女士是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教音乐。”
“从你的脸色来看，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
“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一定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拿获了伪造货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你遇到什么事了？”
那位姑娘十分清楚明白、镇静自若地说出下面这一段古怪离奇的事情来：
“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举目无亲，我只有一个叔父，他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于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从那时期音信全无。父亲死后，我们一譬如洗，可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询问我们的下落。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想这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我们立即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家的。他们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几个月以前在十分贫困中死于约翰内斯堡。我叔父临终之前，请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务必使他的亲属不至穷困潦倒。这似乎使我们很奇怪，我叔父拉尔夫活着的时候，并不关心我们，而在他死时却那么精心关照我们。可是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因为我叔父刚刚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感到对我们的命运负有重大责任。”
“请原谅，”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去年十二月，已有四个月了。”
“请继续讲下去吧。”
“我看伍德利先生讨厌得很，他是一个面孔虚胖、一脸红胡子的粗暴的青年，头发披散在额头两边，总是向我挤眉弄眼。我认为他十分可憎，我相信西里尔一定不乐意我认识这个人。”
“噢，西里尔是他的名字！”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
那姑娘满面通红，笑了笑。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西里尔·莫顿，是一个电气工程师，我们希望在夏末结婚。哎呀，我怎么扯其他来了呢？我想说伍德利先生十分讨厌，而那位年纪老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可比较有礼貌。虽然他脸色土黄，脸刮得光光的，沉默寡言，但举止文雅，笑容可掬。他询问了我们的境况，发现我们很穷困，便要我到他那里教他那十岁的独生女儿。我说我不愿离开母亲，他说我可以在每周末回家去看她。他答应给我每年一百镑，这当然是十分优厚的酬金了。所以最后我答应了，来到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先生丧妻鳏居，他雇用了一个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照料家事，这位老妇人老成持重，令人品敬。那个孩子也很可爱，一切也都如意。卡拉瑟斯先生十分和善，热衷于音乐，我们晚上在一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