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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干一档子这样的事：它能让我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干。我原以为，去陶里根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以为在那儿不可能再出现任筒的意外来打破我这个设想。但是我错了。最后证明，活了将近六十年。我还是不成熟，非常不成熟。所有那些我应该想到的变异，应该防备的事情，我仍然没有想到，没有防备。我被最值得信任的人抛弃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第一，我的年龄摆在这儿，第二，为了到陶里根来干这件事，我选择了退休，我脱掉了本不该脱的警服。第三，最可怕的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警惕我。出了这事以后，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周围的各色人等，都知道我到陶里根是来‘秘密查问题’的，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就像是打量一头受了伤、但又在街上蹈达的狮子。他们只知道狮子是要吃人的，而他们偏偏又都是‘人’，以为我会‘吃’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头‘狮子’只吃坏人，而且还必须是法律认定的‘坏人’。饶上都的高明之处就是，他不公开跟我对抗。他依然趁用我。甚至继续给我优渥的待遇。但让我在人群中孤立。没有人们的接近和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在这种情况下。我继续留在离里根，除了做他挣钱的工具外，我将一事无成。这家伙特别明白。
现在已经不像十多年前了，你不能再指望人们听说你在反腐败就一拥而上，高呼万岁。绝对没这样的事了。反腐败战略推行了十多年。决心不能说不大，战果也不能说不‘辉煌’，上自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省长省委书记，下至科长主任、村长乡长。每年少说也要抓个几千几万。但由于许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腐败的现象不能说更严重了，也应该说依然很严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普通人从寄希望于反腐败，转向也跟着能捞就捞。从行政权力腐败。蔓延向行业腐败。各行各业堵不住的乱收费。教师、大夫、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那压不下来的药价，一个一个，都是明显的例子。人们心里这么想：既然你反不掉腐败，与其看着大家公有的财产让这些少数蛀虫吞吃了，还不如让我们也来‘吞一点’。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地捞，我们没那么大能耐，也没那么大的可能，捞个几百几千地贴补贴补家用，总比全掉进他们嘴里要来得划算吧？为了实现‘大家都捞一点’的‘理想’，现在不少人都挺反感本单位出现什么‘反腐败积极分子’，反感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的人。这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好几位省内著名的反腐败英雄。他们都是省纪委系统公开表彰的模范人物。但是接触下来，这些人在本单位几乎没有一个是有好日子过的。不是‘晚景凄凉’，就是眼下特别‘孤立’。
“而再看看那些已然被关被杀的‘腐败分子’的经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性，他们几乎全是被他们周围的人‘制造’出来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狂妄，也没那么贪婪，甚至有的还比较清廉勤政。但他们只要一走上领导岗位，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低下了曾经高傲的头，几乎所有的人在他们面前一下就丢弃了（仿佛是自动丢弃似的）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几乎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变得只会说‘对对对’，‘是是是’。有许多案例证明，某些贪官挪用占有公款几百万几千万，在过程中只要有一个会计、出纳、财务科长或副科长，或其他某一个当事人，在其中一个环节上说一声不字，这几百几千万就不会‘流失’。但无一例外地，是几乎没有一个下属在他们应该说不字时，说出规章制度赋予他们可以说的这个‘不’字。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点头哈腰事权贵，都不敢来说一个应该说的‘不’字？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才能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都敢在当官的面前说‘不’字？这是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不能不追究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所有的人都不说‘不’字，于是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分子。这个‘不’字光靠纪检委系统的人说，是不行的，是不够的。
“我没系统地学过历史。只是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涉猎过一些相关资料。几千年来，我们都说封建社会腐败。其实你翻开史料好好捉摸一下，那些被我们用‘专制独裁和腐败’一言以蔽之的历朝历代，都曾下过很大的力气推行反腐败工作。决心之大，刑罚之重，手段之狠毒，都不是我们这些当代人所能想象，甚至是能接受的。比如，谁要贪赃枉法，不仅要杀你个人的头，还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那真是要杀一个断子绝孙。天昏地暗鬼哭狼嚎啊。杀你本人的时候，也不是一刀就解决问题。得从大腿内侧开始下刀，一点一点地‘剐’，一块一块地‘割’，不剐满三千刀，就让你死了，刽子手还得负‘刑事责任’。药料下得如此之猛。他们制住腐败了吗？没有。为什么？在陶里根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想这个‘为什么’。有时真让我想得头疼。恶心。
“我们都‘向往’腐败。我们都‘羡慕’腐败。我们屈服在腐败分子的淫威跟前。腐败在我们的怂恿下。退让下，滋养供奉下产生和成长。实际上是我们在‘制造’着腐败。
“……我们下很大的力气在抓有问题的‘顾立源’和‘饶上都’，但你怎么扛得住人们在不断地制造。一批批地制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制造。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有意无意地、如水银泻地、春风催生野草般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制造着=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对付那些有问题的‘顾立源’、‘饶上都’。那好办。抓。十个八个、一千一万地抓，有多少抓多少：就像我们说惯了的那样，‘涉及谁就坚决查处谁’：但现在的问题是要对付那数也数不清的‘制造者’或怂恿者、保护者……你有办法吗？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
“也许我们还做了些事情。但是，有用吗？
“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所做的这些有用吗？”
说到这儿，劳爷脸上出现了一种特别古怪的神情，这神情常常出现在那种特别固执，甚至固执到偏执的人的脸上。他们的目光呆滞，但又极其坚定热烈。曹楠说，那一刻。妲恍惚觉得都有一点不认识眼前这个劳叔了，心里陡然地有些害怕起来。
这时，邵长水问道，你说这么多，还是没说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要对祝磊的材料进行作假和伪造啊？
曹楠说，当时我也没怎么整明白。后来才明白，他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无效劳动。既然是无效劳动，那就不必要这么较真了。不必为此去付出巨大的、以至拿自己的一生做代价来付出。他觉得，如果原封不动地把祝副市长写的这材料交出去，很可能对祝副市长自己、对我都会产生极坏的副作用，就要让我们拿出自己的一生来作为代价……
邵长水问，有那么严重吗？再说，祝磊已经判了死刑了。他还什么一生不一生的？
曹楠说，他觉得，凭他的经验，祝副市长的问题，会有一个反复。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把他给毙了。也就是说，他还有改判的可能。只要争取到死缓，他不仅能保住性命，而且今后还有走出监狱，重回社会生活的希望。但要是原封不动地把他的这份材料交上去，这种可能和这种希望很可能会破灭。
邵长水问，为什么？
曹楠说，劳叔觉得，祝副市长的这份材料从大面上说，是在“回顾和总结”，算不上是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但是，他的原材料中还是提供了不少的线索，可以让人们据此进一步去发掘和查实顾代省长和饶上都的问题。如果问题仅限于顾和饶，那可能还好办一些。实际上很可能会延伸到其他一些人身上。这个“其他一些人”，就很不好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祝磊正在把更多的人牵扯进这个案子，你想他们会坐以待毙吗？这样，祝磊就死定了。而像我这样，被动地卷进了这档子事情来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了一些情况的人，他们恐怕也不会放过。
邵长水说，劳爷这样判断形势，是不是也实在有点过于悲观了。我们这个社会毕竟还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
曹楠说，他从来也不否认你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从总的方面来说，的确是阳光明媚，好人当道。但是在某一个角落里，某一个局部中，阳光全都照到了吗？您看，他自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