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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之死，是这种赦免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死，换来了世间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听了后，就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两分钟……邵长水淡然一笑道：“怎么？他还真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了？还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谁呢？”神父忙说：“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这么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话对他的确有触动。他脸色一下变得极其灰白，眼眶里甚至都涌满了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换得的……”
祝磊的这句话，还真让邵长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齐神父提供的这些情况，邵长水觉得今天“拿下”这个小丫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先说说，你带着那位齐神父准备往哪儿跑？”，等曹楠稍稍平静了一点，邵长水便问道。
“不是跑……一只是想去避一下风头……”曹楠略略地红起脸答道。
“那还不就是‘跑’？”邵长水反驳道。
“……”曹楠又红了红脸，惶惶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再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还不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你很敬重你劳叔，对不？”
“是的。”
“你希望我们尽快澄清劳叔之死的谜吗？”
“当然……”
“如果你劳叔是被人谋杀的，你当然也不想成为谋害者的帮凶。对不？”
“那是那是。”
“可你为什么还向我们隐瞒关键性的重要情节？”
“没……没有啊……”
“没有？”
“真……真没有……”
“我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咋办？”
“我受罚。严厉的惩罚。”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先问你。你们搞到祝磊写的那份材料后，又干了些啥？”
“没再干啥了呀。我马上把材料交给了劳叔。他把它藏到银行保险柜去了。”
“你确认你自己再没干啥了？”
“没有……真没干啥了……”
“你想听听齐神父向我们交代问题的录音吗？”
“齐……齐神父？”
“你再看看这是啥？”邵长水从一个卷宗里掏出一摞那材料的复印件，把它举了起来，对着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说道，“需要我请书记员把它拿到你面前来仔细鉴别一下吗？”
“……”曹楠的脸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着我们破案。为汁么不主动向我们提供祝磊写的这个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儿，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漂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
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
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