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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儿。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冶？”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屑，从这些纸屑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答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池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持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并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儿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