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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池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对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热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
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哒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
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颐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又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
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只要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