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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口那个院子里发现了曹楠的身影以后，邵长水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水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触。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敏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点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他还向赵总队做了专门的请示。
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顾和祝相继被调往省里和省城工作后，当年与他们在陶里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陆续被调往省城，或省城周边的市县，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了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有人计算过，仅仅几年时间，就有近二三十名陶里根籍的干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担负起“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顾立源主管哪个口的工作，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会相对地集中到哪个口去。比如，他曾在省里管过工交口，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当时就相对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后来他又管过外贸金融，于是一时间在外贸金融口又会相对集中起一批陶里根籍的干部。在这个省的政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陶里根现象”，老百姓把这些会跟随顾代省长的调动而一起“游走”的陶里根籍干部，称之为“陶里根集团”。
当然，这里一定要再三声明的是，所谓“陶里根集团”这提法，完全是民间的口头作品，从来没有被官方，也没被任何一个理论界首肯和采纳过。不仅没有被他们首肯和采纳过，省委有关部门还曾在一次宣传口径吹风会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体，一定不能公开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组织上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另外还要说句公道话，跟随“游走”，绝不是等于跟着到处去“吃辣的喝香的”，去当“坐地虎”和“摘桃派”。就说这个寿泰求，两年前，顾立源到省里来管工交，把他从陶里根市经贸委主任任上，调到李家堡一家厅局级的大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一下子从正处级破格提升到正厅级，而且是党政一肩挑，时年才三十二岁，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风光了他。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这个两万人的大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债务沉重，工人一年多连工资都领不到，上访不断，全厂濒临倒闭，找谁去主事，谁都不敢去揽这个烂摊子。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落到这位寿泰求同志的脑袋上的。据说，省委组织部和省工交工委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不愿意接这副担子，并没有为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所动。后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顾立源亲自到陶里根找他谈了一整夜，才煽起了他的勇气。
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走马上任头一年就减亏七千万，第二年，也就是去年，账面上就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消息传到北京，国家发改委请前国家经贸委的两位老领导到他厂子里搞了一下调研。这两位老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有厂子，曾经遗留这么多的问题，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可能吗？但这毕竟是“事实”。从去年开始，厂里的经济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他从本厂历年下岗的一万两千名工人中回招了五千人，又替三千多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老工人补办了“离退休手续”，给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又替近两千名达不到回招条件，年龄又不够四十五岁的下岗工人寻找了生活出路。（比如向他们发放小额贷款，让他们摆摊去做小生意等。）有几百个老弱病残者暂时不必安排就业，另有几百人已自谋出路，或者不辞而别查无下落；剩下的又有六七百人被社会自然吸收。这样，他这个厂子就成了全省解决下岗问题的标杆儿单位之一。最近他正忙着联合周边几省的多家同行，筹建全国最大的一个轴承生产集团，准备跟国际同行叫板。这样一个跟顾代省长关系如此密切、个人业绩又如此突出、前程也如此看好、正满风满舵处于顺航之中的年轻干部，能被劳爷利用来搞他的什么“秘密调查”？他会很了解劳东林这个人？这一切捉摸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也正是出于这种种疑虑和“不可思议”，邵长水一开始才没仓促地去找他。
寿泰求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厂里。有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回一两次家。老厂区有个小招待所，过去专门接待来厂洽谈业务的经销商。这小招待所是十来年前盖的，设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