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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厅长以马上要去参加省政法委召开的一个碰头会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赵五六“再谈一次”的请求。假如单纯从案子本身的角度出发，袁崇生当然明白，不撤是正确的。劳东林这个案子里肯定包藏着“大猫腻”。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天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并没有故意的加害意图，这件事也值得深究。因为，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没有加害意图，并不等于说整个这件事就一定不会是出于某个“圈套”和“阴谋”。有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时，在驾驶室里，除了喝醉酒的肇事司机外，还坐着一个中年人。事发后，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就消失了。很难说，在这辆肇事卡车撞向劳爷的那一瞬间，把着方向盘的到底是这个已经喝晕了的肇事司机，还是那个事后神秘失踪的中年男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他死活也不承认事发当时还有这么个“神秘人”存在。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神秘人”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重大疑点。在排除这个疑点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案子继续侦查下去。同理，在排除这个疑点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事实上，有关方面，以异乎寻常的“效率”，“办妥”了此案，给它定了性，做了结论。
这样一起涉及谋杀的“车祸”案，按说应该由省厅直接过问。但最后的定性和结论却都没让省厅经手。这里有些情况，袁崇生没跟赵五六说过。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告诉他。劳东林车祸案发生后不久，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袁崇生，询问本省公安系统近年来的装备情况。经费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省公安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一些基层县市局侦查员现在还开着老掉牙的普桑和北京212吉普，怎么去跟踪和追缉驾驶着帕萨特和宝莱的犯罪分子？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犯罪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掉转车头来撞我们的车，生生把我们几个侦查员憋死在被撞变形了的老爷车里。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
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因为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了“劳东林车祸致死案”。副秘书长原先是代省长顾立源的大秘书。陶里根人。
大学毕业回到陶里根，就跟上顾当了秘书。顾调到省里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又把他带到了省里。在顾被提起来当代省长的前几个月，他被放了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也进入了政府系列。不久，顾便被任命为代省长，主管省政府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巧合，但更多的人猜测，这是顾为了自己今后在代省长或省长岗位上更好地开展工作，所做的一个有意的人事铺垫。小伙子今年也就三十四五岁吧，嘴头子和笔杆子都相当来得，腿脚也勤快，还天生拥有陶里根那地方人的特色：热情，豪爽，仗义。再加上有顾副书记和顾代省长这么个背景，在省委省府大楼里可以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政治新星”。那天，这位副秘书长就“劳东林车祸案”表达的主要意愿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档子车祸案了结了。事情发生在陶里根，希望能就近让陶里根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认定“劳东林之死”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根据交通法规，交通事故本来就应该由事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处置。
但是，他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怎么会有这么个“闲工夫”、这样的“闲趣”来过问这么一档子“交通事故”呢？
那时候，厅里不少同志正“吵吵”着，要求厅里直接过问劳爷这起“交通事故”。这的确让袁厅长有一点拿不定主意了。
当天晚上，还在犹豫之中的老袁突然又接到顾代省长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他以为代省长也来过问这档子事了，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那天晚上，顾代省长在电话里一字没提这起“交通事故”，却谈了一个更为重大、更让袁崇生揪心的事：公安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袁崇生的大事。老袁之前几任的公安厅长，都兼任厅党组的书记。只有老袁，被任命为厅长都两年多了，却只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书记职位一直空缺着。为什么到他这儿，就不给兼任党组书记了呢？在哪儿出了问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妨碍他实际行使公安厅党政一把手的职权，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只是个“副书记”。厅里厅外，上上下下，对此，多多少少免不了会有一点议论，有一点看法，也让他多多少少感到了一点“压力”，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自在”。老袁还真没有为这事专门去找过省委领导，更没去找过公安部领导。他不是不能找，也不是不会找。他也没那么“清高”。但他有一个理论，实施了多年。
他历来认为，找，是应该的。不找，是不行的。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乌乌泱泱一大片。你不去找，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找。当然，这个找，不是让你去做“交易”，不是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这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层次，一定级别，你又不能再瞎找了，也不必去瞎找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海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一档子事。当然，你仍然可以花很大的工夫去继续“找”，甚至去投这“需要”之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也有“投机”成功了的。但这样做，风险太大，太累人。袁崇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的人，而且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他相信，到了自己这个级别，只要实实在在地做成一点事情，其他问题就不是自己应该计较和能够计较得来的……但那天，顾代省长突然跟他谈到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还是被勾动了。从表面上看，顾代省长完全是在随意地聊天，听听他的想法而已；随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干警的体能问题、心理问题、住房问题、去年那场警犬大比武问题……等等等等，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以至说到近期内他将召开一次省长办公会，专门研究解决当前公安工作亟需解决的某些问题。他请“崇生同志”，“把需要拿到办公会议上去解决的问题，按轻重缓急，排一下队，列出几条来”……省长办公会，当然不可能解决“厅党组书记”的任命问题。
但代省长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电话里提到这个“人事安排”问题呢？代省长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常委会的主要成员，在人事安排上当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时，袁崇生忽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两个电话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经验告诉袁厅长，它们应该有某种联系……一种隐讳的、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又可能是很直接的联系……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即让厅办公室主任给省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