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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较好看。但是这一回是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读来都喜欢，希望它能紧紧抓住所有读者的心。在这一点上，这一回我下了特别大的工夫。
记者：是吗？你能让各个层次的读者都喜欢读它？
陆：你要是不信，不妨去读一读试试。如果读了头两页就不想读下去了，我包退还你书款。（笑）只要你读了头两页，我保证你一定想一直读到底。至于说到它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同”，我在《苍天在上》的“后记”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我（写的这几部小说）……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你就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这几句话，初初一听，也许会让你感到有点“虚”，但是等你读完了我的这部新小说，我相信，你会赞同我这个说法的。还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它们都特别贴近现实。可以这么说，我在《高纬度战栗》里几乎都写到了去年和今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记者：所谓“推理”，可否理解成这部小说更注重故事的紧张、悬念和扑朔迷离？——一如当前书界热销的侦探、悬疑类小说？是否您也受此影响？
陆天明：你这里有两问。对你的第一问，我的回答是“是的”。因为这部新小说实际上它就是一部侦探和悬疑类小说。对第二问，好象就不能说得那么干脆和简单明了了。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部小说的创作，和当前热销什么无关。但和我几年来的一个创作意愿却是极有关系的。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样一种小说：既非常文学，又非常大众；既非常严肃，又非常好读；既非常现实，又非常深刻；既非常通俗，又极有内涵。希望做到能让每一个读者对它都“欲罢不能，又掩卷深思”，希望它能参与到广大民众当下的生活变革中，起一点它能够起的和应该起的作用。
记者：您说了那么多的“通俗”、“大众”、“好读”，就不担心会降低它的文学品格吗？会被文学圈的同仁们“瞧不起”吗？
陆：哪些同仁？！什么样的“同仁”？！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小说脱离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太久了，不考虑广大民众的阅读意愿也太久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和小说回到亿万“下里巴人”手中去了，应该让我们的文学成为这亿万“下里巴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的一部分了。必须看到，在这一点上，广大普通民众今天实在是太“贫乏”，太饥渴了。忽视这样一个最广大群体的阅读意愿和文学权利，必将后患无穷。同时，作为当代一个文学人，也应该自问，良心何在？难道您不认为，让文学和小说回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同样是一件“非常伟大和艰难的事情”吗？当然，要做到那么多的“既……又……”，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一回写《高纬度战栗》我就写得非常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中，除了我妹妹病重和去世，我就没有离开过电脑桌前一步。写到最后两三个月的时候，剧烈的牙疼和虚汗一直在折磨着我，体力透支到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它的的确确让我感觉到，实现这样一种“兼顾”，真的是太难太难。绝对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似乎，“贴近现实”和“通俗”“大众化”是一条人皆能为之的“名利场捷径”。太不是那么一回子事了。相反，我现在倒有了这样一种体验：相比之下，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只去顾及他的那点“自我”和“个性”，倒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去“兼顾大众”并且又要创造和表达出另一种文学的和生存的意境，的确有点难。
记者：“反腐”这个词，在变化剧烈的新媒体时代，听来似乎已经“过去时”了——我的意思，在当今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反腐已构不成大众注目的焦点（因为焦点太多？），您的这一部“反腐力作”如何做到突破？
陆：是啊，反腐反到今天，在人们的心里，似乎都产生了一种“审视疲劳”和“感应麻木（迟钝）”了。但是，文学是不能仅仅为“新媒体”的关注而存在和发生的。不能要求写小说的都像做“超级女声”的那样去追求轰动效应和广告效应，那样就会失去文学的本意了。（这里我绝对没有否定和贬低“超级女声”的意思。）从另一方面说，当下人们是否就不再关心“反腐”这档子事了？不是吧。十年前，我们为“反腐”而惊呼，今天不惊呼了，这很正常。但必须看到，人们仍然关注着这档子事，仍为此而暗自揪心，这也是事实。这就像对待“一日三餐”那样，人们不会为了“吃早饭”“吃午饭”而一再惊呼，但却又都在为怎么努力地去吃好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挣扎着。爱情和战争都写了几千年了。人们对此仍然乐此不疲。我相信，反腐的问题，也将被人们长久地议论下去，关注下去。不说几千年吧，一千年、八百年，大概是肯定会的。
还有一点，我要在这里特别地加以说明的：《高纬度战栗》主要不是拿“反腐问题”吸引读者。它是“小说”。它努力着拿来吸引人的是它的“小说本质”：它在写人。写人的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它竭力地在表现一种意境，一种“当下无助”和“升华焦虑”之间的冲撞。从这十多年来的经验看，写反腐的作品千千万。但只有有数的几本是真正轰动了人间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能引起轰动的不是题材，（当然，题材也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小说本质”。说白了，怎么把这一类小说做得真正像个小说，这就是突破口所在。仅就反腐这一点，《高纬度战栗》也力求在《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的基础上做到有所深化。在“侦破和悬疑小说”的写法上，它也希望有自己的某种创新。至于它到底在反腐的哪一点上深化了，在“悬疑和侦破小说的写法上”又创新了哪一点，能不能允许我在这儿卖一点关子，留个悬念，请大家去读读小说，再来评价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深化和创新”。对此，我要说一句说过多少回的老话：“我现在忐忑地等待着，期待着”，等待着各位读者大佬们的“最后裁决”。
记者：您从写《苍天在上》始，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创作，能不能不把当代性和文学性割裂开来？这里的‘当代性’不是简单指眼前的生活，而是指具有当代精神的，被当代民众所关注的现实。看中外文学史上被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作家作品，很多都是对当时那个年代的精彩再现。而现在有些人一说到写现实写当代，就觉得这不是纯文学创作，文学性肯定不强……”如今这个问题还成为“问题”吗？
陆：当然还是个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儿？难道还有人在反对和阻止这样的写作吗？
陆：那当然是不会的了。十年前，写反腐，在政治上尚是一大禁忌。在文学圈，尤其在理论界，根本没人把这类作品当“作品”看。谁要接触社会问题，谁要贴近现实，那肯定就不“文学”了。《苍天在上》发表的时候，有个记者打电话给我，第一句话就说，陆天明，你觉得你这本书有艺术生命力吗？它有可能热三个月吗？这是十年前的事。再说这两年前的事。《省委书记》书出来后，出版社找到一家文艺理论刊物的人，请他们组织一次作品座谈。这刊物的主编立即拒绝说，这个作品我们不组织讨论。我们也不发评论文章。但过了几天，这位主编却拿了一堆《省委书记》找我签名，他要拿去送人。这真让我纳闷了。你说他瞧不起这部作品吧，为什么还要拿它去送人，还要找我来签名？说他瞧得起它吧，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评论它讨论它。我想，他还是感觉到了这类作品在当代的“热火”——所以他要拿它去送人；但他从心里又不愿意承认它是“文学”，是高品质的文学，所以又不愿意在自己的刊物上组织讨论，为它张扬，怕由此会“辱没”了他的刊物在理论界的名声。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出在怎么认识文学和文学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就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是不能强求一致，也是强求不得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强求焦大和林黛玉喜欢同样的东西。不同人心中的文学向来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掌握着关于文学性话语权的人拿他们心中的标准在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