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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和娘，我要做你的奴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九色鹿谦和地说：“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就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行踪，免得有人来伤害我。”调达马上对天起誓：“如果我忘恩负义，就叫我浑身长满烂疮，嘴里发出恶臭。”
当地有个国王，娶了个漂亮而贪心的王妃。一天，王妃突然梦见了九色鹿，它的毛色光彩夺目，引起王妃的贪欲。王妃要国王把九色鹿捉来，用它的皮作垫褥。国王立即派人张贴布告：“谁能报告九色鹿的行踪，就赏给谁大片土地和大碗金银。”调达看了告示，乐得心里发颤，感到富贵从天而降，不顾九色鹿的救命之恩，向国王报告了九色鹿活动的地方。于是，国王率领军队，让调达带路，包围了森林。包围圈逐渐缩小，树上的乌鸦看到了国王和他的军队，急切地催促九色鹿赶紧躲避。九色鹿没有躲藏，神态安详。等国王和他的军队靠近，它从容不迫地对国王说：“我常年住在这人迹罕至的森林里，无人知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国王指着调达说：“是他带的路”。九色鹿十分气愤，斥责调达的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九色鹿的陈述感动了士兵，也感动了国王。国王下令：“从今以后，谁也不许伤害九色鹿！”这时大家都以愤怒的目光看着调达，只见调达身上长满了脓疮，流着脓和血，嘴里也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从此大家远离开他，谁也不愿意接近他。壁画以连环画的形式，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故事。
尽管壁画所描绘的是一些虚幻的佛的故事，宣传的是佛教的宗旨和戒律，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人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历去设想天堂和地狱。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三头六臂和千手千眼的菩萨，但是，在这些佛、菩萨的形象中，又有真实的人的活动。在壁画中，有劳动人民艰苦劳动的场面，描绘了生产工具和生产的过程，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同时，从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统治者雍容华美的服饰，富丽堂皇的殿阁，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不正是封建社会贫富悬殊的反映吗！“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所描绘的是五百个“强盗”被官军俘虏受审的场面：一个峨冠博带的官吏正在宣判，被俘者在被剜出双眼，这不正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真实写照吗！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尾，加上了一个佛使他们双眼复明，他们出家为僧的尾巴，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社会的阶级状况。壁画中还有许多交通工具、古代建筑、各族服饰、音乐、舞蹈等场面，这些都是现实生活的记录，是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宝贵资料。我国著名大型歌舞“丝路花雨”，就是根据敦煌壁画编制而成的。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此，一向是各族争夺的目标。每次战乱都要给莫高窟带来灾难。但是最严重的灾难莫过于帝国主义者的浩劫。这要从1900年说起，那时莫高窟有个王道士，他在清理十六号石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几百年前的藏经密室（即藏经洞）。原来，公元1035年，西夏（西夏，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党项族，于1038—1227年，在今宁夏、陕西、甘肃、青海一带建立政权。）占领了敦煌，莫高窟的和尚也跟着人们逃难。逃难前，他们把不能带走的经卷、绣画、法器等等，藏在洞窟的复室内，然后密封起来，在封墙上绘了壁画。后来这些和尚大约没有再回来，这些珍藏也就成为长久的秘密。直至十九世纪初，王道士才发现了这个藏经洞。洞里藏着数也数不清的经卷、绣画，当时曾有人建议清政府把它们运到兰州保存。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懂得这批文物的价值，他们舍不得花运费，仍然让王道士保管。
藏经洞发现的消息不胜而走，如此巨大而又宝贵的发现，使帝国主义分子垂涎三尺。那些处心积虑的盗宝者，接二连三地来到莫高窟。最早到莫高窟的是英国斯坦因。他曾经五次到莫高窟，他给了王道土一笔银子，王道士就慷慨地让他进入秘室挑选。斯坦因用大车搬运了七八天才运完。法国的伯希和也到莫高窟，他比斯坦因懂行，精选了文书经卷六千余卷和大量画卷。不久日本的大谷光瑞也到莫高窟活动，前后达四个月之久，骗取经卷四百多卷和一些精美的塑像。接着美国的华尔纳也来了，他的办法更毒辣，他用特制的胶布，把壁画从墙上粘下来。第一次粘走了二十六方；第二次由于人民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只好狼狈逃窜。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20—1921年间，九百多个反对革命的沙俄分子逃到敦煌，西北反动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让他们住在莫高窟的洞窟内，任他们在窟内烧火做饭，洞内壁画被薰黑，塑像被毁坏。多灾多难的莫高窟，到解放前夕已是疮痍遍体、残破不堪了。只有人民当家做主以后，莫高窟才受到爱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民政府对石窟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加固，使古老的莫高窟焕发了青春。
三十二、名碑荟萃
──唐代书法家轶事
王宏志
在今天陕西西安市里，有一座我国最大的书法艺术宝库，那就是西安碑林。碑林里收藏了从汉魏至明清各代的碑石、墓志，共两千三百余块。这些碑石、墓志汇集了楷、草、隶、篆各类书体，出自各代名家的手笔。其中，特别惹人注目的是唐代的碑石和墓志。唐代书法名家负有盛誉的作品，几乎在这里都可以找见。象欧阳询的《皇甫诞碑》，禇遂良的《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怀素的《千字文》，张旭的《肚痛帖》，等等，称得上是名碑荟萃了。
书法是我国独特的艺术。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书法艺术的鼎盛时代。那时候，名家辈出，书体竞秀，涌现出书法史上无数的灿烂篇章。加之唐朝的帝王自唐太宗开始不少人喜爱书法艺术，也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唐太宗专门设立宏文馆，选贵族子弟书法好的，进馆学习，把皇城里收藏的历代名家的书帖，拿出来让他们学习。国内善书法的人，也可以进入宏文馆。唐朝的翰林院设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士；科举考试中设有“书科”；吏部选官，书法的优劣也是条件之一。书法成了唐朝读书人进身的途径之一。这样，唐朝读书人学习书法的自然大大增多。
南北朝时候，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博采众长，创立一种风流妍妙的新书体。不过，这种新书体主要在南方流传。至唐朝初年，由于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书法被认为是全国的正宗。王羲之的字对唐朝初年的书法影响很大。
唐初的书法家，首推欧阳询和虞世南。他们都学王羲之的书。欧阳询（557—641年）的字“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自成一家，人称“欧体”。他的字不仅对后世影响很大，连高丽人都很喜欢。高丽有人专门来唐朝搜寻他的字迹。欧阳询学书十分刻苦。相传有一次，他出外看到西晋的书法家索靖书写的碑石。初看，他觉得不怎么样，就走了；后来他又来看，才觉出妙处。于是他就在碑石下躺了三天，仔细观看学习。欧阳询学了索靖的书，晚年的字，笔力更加刚劲。他流传下来的碑刻有《九成宫礼泉铭》《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558—638年）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他的字用笔圆润，外柔内刚，结构疏朗，气韵秀健。传说唐太宗学书就是以虞世南为师。唐太宗常感到“戈”字难写。有一天，他写字时写到“戬（jian剪）”字，只写了“晋”的半边，让虞世南写另外半边的“戈”。写成以后，唐太宗让魏征来鉴赏，魏征看了说：“今窥（看的意思）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唐太宗赞叹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书法了。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等。
初唐的书法家继欧、虞之后的是褚遂良和薛稷。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慨叹地说：“世南死，没有人能够同我谈论书法了。”魏征知道以后，就向他推荐了禇遂良。褚遂良（596—658年）少年时学习虞世南的书法，长成以后，又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是下过很大功夫摹拟王羲之《兰亭序》的笔意。禇遂良的字瘦硬秀润，丰艳流畅，有如美女婵娟，不胜罗绮，可以说是媚到了极点。唐太宗收集了很多王羲之的字，但不知是真是假。褚遂良都可以辨认出来，足见禇遂良对书法的精通。他流传下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