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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上。在小说《国旗》里，她就借着描写两个小孩子（一个中国小孩子——是作品里的“我”的小弟弟，一个日本小孩子——是作品中的“我”的邻居）之间的纯真的友谊，表现了她的渴望和平的思想，并进而模模糊糊地表现了她的渴望世界大同的思想。这个“小弟弟”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小朋友杰蒙，但是他的二哥哥说中德是交战国，不许他和杰蒙玩；现在，这个“小弟弟”又有了一个日本小朋友武男，他的二哥哥又说不许他和武男玩，因为中国孩子要爱国，和日本孩子玩，中国同学要笑话，纯真的小弟弟就发表了一个令人惊奇的见解：“他也爱我们的国，我们也爱他们的国，不是更好么？各人爱各人的国，闹的朋友都好不成！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大家合拢来做一国，再连上杰蒙……”当“小弟弟”举着中国的国旗，武男举着日本的国旗，两个可爱的小脸上都显现出黯寂可怜的神情时，作品中的“我”感到，正是这一小块用布制造的国旗，隔开了两个小朋友的天真的友谊。“这小小的巾儿，百千万面，帐幕般零零碎碎的隔开了世界上的，天真的，伟大的爱！人类呢，都蒙蔽在这百千万面的旗影里，昏天黑地的，过那无同情，不互助的生活！”
“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之下，让两个举着不同国旗的孩子，一块儿玩去，这两个旗子，“并在一处，幻成了一种新的和平的旗帜”。二哥哥终于承认了朋友的爱比国家的爱更深，而“我”则追求一种更为博大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冰心反对战争，反对那些发动战乱、制造战乱、利用战乱谋取私利的军阀，但是冰心对于普通的士兵，却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敬意。她的散文《到青龙桥去》，就弹出了她对军人看法的基调。
她对有些报纸、杂志把军人描绘成兽性的、沉沦的、罪恶他形象，感到非常的悲哀与不平。她不由自主地对写作这类文章的文人产生了不满：“文学家啊！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她认为正是这类的文学家歪曲了军人的形象，是他们“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帜；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冰心对离乡背井的军人充满了同情，他认为正是好战的军阀，“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切声中度生活。”
她对这些军人不仅是充满了同情，她对他们可以说是满怀着敬意。她说：每逢看见穿着灰黄色军服的人，就觉得亲切，不仅是亲切，而且还“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
在《到青龙桥去》中，她就描写了七位凝重，温柔，有教养，守纪律的军人。这些军人的神态、言语和行动，都使冰心深深地敬重和赞美，以至于当她下了火车，登上了万里长城之后，那七位军人的形象，仍然在她的脑际萦绕，竟使她面对着雄伟壮丽的长城，也产生不出她平时最易产生的感慨，而仍然思念着那七位军人的平和而又庄重的语言，严肃而又温柔的神情。
冰心自小生活在舒适温暖的家庭里，但是她对贫困、苦难的劳动人民，倒是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在她写作上面那些作品的同时，她还写出了象《三儿》这样的小说。
这是一篇极为短小的作品，借用现在流行的术语来说，也可称为“小小说”。写了一个名叫三儿的贫苦孩子，无辜丧命的故事。象三儿这样生活在军营附近的孩子，冰心在烟台的大海旁边曾经见到过，他们的境遇与冰心本人的境遇完全不同，然而冰心这个富裕人家的女儿，对他们还是表现出了极为友善的态度。三儿是个以拣拾破纸烂布为生的孩子，一天偶尔走过军营的打靶场，为了拣拾几个打过了的弹壳，多卖几个钱，竟被一个打靶的下级军官当场打死了。三儿的母亲悲痛欲绝地要让军官偿还儿子的命债，冷酷的军官竟以三儿不认识牌子上写的“闲人不得入内”的字眼为理由，反诬是孩子自己闯的祸。冰心这篇小说笔下的下级军官，已与她在其他作品中刻画的军官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这是一个残忍凶暴的家伙，而她笔下的穷苦孩子三儿，倒是一个长着铮铮铁骨的汉子，他在这样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够忍耐着巨大的伤痛，一面劝慰母亲：“妈妈我们家……家去！”一面自己走回去了。那个军官只用二十块钱就算了结了命债，孝顺的三儿尽着自己最后的力气，睁开了眼，把这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来的二十元钱交给了母亲：“妈妈给你钱”，就瞌然长逝了。
与三儿命运相似的，是冰心又一篇小说《最后的安息》里的童养媳翠儿，这也是一个生长在城近郊区的农村苦孩子，她的厄运倒不象三儿那样是来自小官僚的迫害，而是来自没有文化的凶恶婆婆的虐待与蹂躏。可怜这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子，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她的婆婆和小叔子们的毒打和烫伤，最后竟被打死了。不过冰心对这个翠儿，抱的主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小说中的另一个富裕人家的女儿惠姑，家境、性格、为人处世的态度，几乎就是冰心本人的化身，她真诚地同情这个小女伴儿的命运，她劝父亲把翠儿买下来，带到城里去。然而这种同情总带着一点儿高高在上的味道，不象对三儿那样，同情之中，还带着几分赞美，几分敬意。
在这类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发表在1920年5月20日至21日《晨报》上的《还乡》，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它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的疾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因循守旧。
冰心在福州出生，在芝罘和北京长大，从来也没有到过她的祖籍福建省长乐县乡下。但她在《还乡》这篇小说里，却生平第一次地描写了她的故乡，描写了世世代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她的族人所过的那种极为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那种因循守旧，呆头呆脑，不思变革的生活方式。作品描写了一位读过书，到过外国，被人们称为“洋翰林”，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的人物以超，被族人请回老家认本家，拜祠堂，以向邻村显威风的故事。
熟悉谢家历史的人都知道，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就是一位读过书，出过国的“洋翰林”，谢葆璋的祖父也象作品中以超的祖父一样，是“因为饥荒”，才“逃到城里去的”。在冰心自己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她的父亲被族人请回故乡一事，可见这篇小说的人物以超，是以她的父亲作模特儿，而这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和情节，是以她父亲返回故乡祭扫祖坟一事作为构思的依据的。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产生，来源于谢葆璋口述给女儿的返乡回忆：
我记得在1911年到1912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1920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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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故乡》
冰心是想借着这个故事，写出我国南方一隅的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困苦：“连妇女孩童都是终年忙碌，遇见荒年，竟有绝食的时候。至于医药一切，尤其不方便，生死病苦，听之天命，以超十分的可怜他们，眼泪几乎要落了下来。”同时借着这个故事，写出农民们思想上的落后与保守：当以超劝说这些族人们把辫子剪掉（这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了），他们却答以：“割辫子就不好戴笠子了”作遁词，不肯剪；以超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