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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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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陆军学校也派了学生代表列席。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通过了五项决定:(1)通电国内外各团体,呼吁他们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2)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3)准备5月7日(这一天是国耻纪念日,是四年前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最后通牒的日子)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4)联合北京所有的学生,组织一个永久的机构,负责学生活动以及与其他社团联络关系;(5)决定本日下午游行示威的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入崇文门大街等地。下午一时半左右,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十三所大专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和汇文大学两校的学生来得最早,接着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得最晚。因为上午十一时左右,忽然有几个政府的军警长官及教育部的一个职员驾临北大,劝告学生不要参加游行,为此双方展开了辩论,致使北大的学生队伍最晚到达天安门广场。
下午两点钟左右,学生队伍开始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走着的是两位山东大汉,他们举着两面当时的五色大国旗。在他们后面,又有人举着一幅赠给三个卖国贼的輓联,这条輓联上写着: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这里是以曹操和章惇的姓来指喻曹汝霖和章宗祥。参加游行的学生都举着用白布或用白纸做成的小旗子,上面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写着“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抵制日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反对强权政治”等标语。
也有的小旗上,画着讽刺漫画。
学生们一边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一边向围观的群众递送他们事先印好的传单。这传单名为《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上面印有恳切而又激昂慷慨的文字: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併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大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有秩序地走着。围观的群众静静地站在街上,看着从学生们手中接下来的传单,听着学生们呼喊出来的口号,有的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有些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们,在路上遇见了这些素不相识的示威游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自动地加入了游行的队伍,有的还帮助大哥哥大姐姐散发传单。有些外国人也向大学生们脱帽,喝采,有的还挥动着帽子,向大学生们表示同情和敬意。
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走到了东交民巷西口,要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时候,警察挡住了去路,声称这个地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人不得擅自入内。中国人不得走入属于中国的一块领土,真是岂有此理!大学生们派出了四名代表,先到美国公使馆去见芮恩施。大学生们想要问问他,巴黎和会将要承认二十一条这事是否属实,他本人是怎样看法。因为这天正逢星期日,芮恩施到门头沟那边的寺庙旅游去了,不在公使馆。用芮恩施本人在以后回忆五四运动时所讲的话来说,就是:他逃掉了一次严重的考验。离开美国公使馆之后,学生们又派了六名代表先后到英国使馆、法国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同样是因为正逢星期日,各公使都不在馆内,只由馆员接见了代表,对他们表示同情。
学生们的大队在东交民巷外等候了两个小时左右,使馆区的外国警察坚决不准中国的学生队伍通过东交民巷,开来的中国军队与警察的队伍也已经包围住了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迫学生后退。
这时候,忍无可忍的大学生们愤怒起来了,他们除了要爱自己的祖国之外,别无他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本国的军警却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胞,于是他们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他们退出了东交民巷,掉头朝北,然后朝东,沿着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一直朝前走。他们一边走,一边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一边继续散发他们的传单。
下午四点钟左右,学生大队来到了曹汝霖家的大门口,曹家的大门紧闭着,门前是持枪把守的军警。这个曹汝霖是个大滑头,他是东京法学院的留学生,曾经在北大法律系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进士馆作过法律助教。后来他从政了,他的一切言行都以沽名钓誉、谋取私利为目的,曾经积极地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此受到了这个窃国大盗的重用及大力提拔,当上了袁世凯手下的外交总长,专管袁世凯的对日外交,二十一条的谈判以及以后中日所签的条约,都是由他领导处理的。袁世凯死后,他又拍上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的马屁,先当交通银行总理,后任交通总长。他当官有术,虽然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接二连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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