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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
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
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蒋介石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蒋介石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
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蒋介石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蒋介石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在欧洲拉开了帷幕。美、英、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在东方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企图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新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认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到，“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因此，日本侵略者一面与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迫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一面加快组建汪伪政权的步伐。同时，为了配合从政治上对蒋介石进行诱降的需要，日军决定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承担这一任务的便是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
日本侵略者准备将打击中国抗日军队作为献给汪伪傀儡政权的一份厚礼。同时，也将其作为借以对美、英、法等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这便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日军第11军的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他出生于1884年5月，此时才刚刚35岁。早在1923年其在参谋本部中国班工作时，就被称为陆军中的“中国通”。
冈村宁次是在日军大本营为进行武汉会战的需要，于1938年6月专门成立第11军时被任命为该军司令官的。此前，他正在中国东北指挥日军第2师团于松花江两岸围剿中国东北的抗联武装。自从接任第11军司令官一职以来，冈村宁次指挥所部先是攻占了九江，打破了武汉的外围防线；继而向南浔线（九江至南昌120余公里的铁路线）发动进攻，结果其所属的第106师团在万家岭一带几乎被时任中国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全歼，这是冈村宁次同薛岳的第一次较量，也是其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随后，冈村宁次又指挥其手下最强悍的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以东的最后一扇大门——田家镇要塞，并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武汉。这使冈村宁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自豪。
其后，尽管日军大本营调整了侵华方针和军事战略，并明确指示“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冈村宁次却有自己的想法。
占领武汉后，如何确保这块战略基地以便支撑日军的出击作战，一直是冈村宁次考虑的重点。当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且对武汉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冈村宁次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第9战区实力较强，但经过与其第11军的一系列苦战后，已无力北上威胁武汉。不过，其所辖的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在南浔铁路最南端的江西省省会南昌，却是水陆交通之要道。若能占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为其再与陈诚、薛岳等较量一番开辟通道。另外，南昌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中国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武汉会战结束前，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在长沙以北的第5战区，虽然实力上没有第9战区强，但只要它存在，就是一种牵制，武汉的侧背就不安全，就总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因此，最好能消灭该战区主力，或至少将其驱逐至距武汉更远的地区，减少其对武汉的威胁。
救治中毒气伤员
新墙河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军医在火线上救治中毒气伤员。
中国第9战区所辖范围主要是湖南及鄂南、赣省一部。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其兵力包括第1、第15、第19、第27、第30等5个集团军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其兵力之多，居当时各战区之首。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该战区的重视程度。
薛岳是在1938年11月13日，即长沙“文夕大火”后，以代理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第9战区的军事行动的。张治中去职后，他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4月，当薛岳从南浔赶到长沙来上任时，摆在他眼前的这座省会名城已是形同废墟，一片凄凉。市区房屋幸免于火者不到十分之一二。最繁华的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全部变成了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各种建筑及无数民房宅院全都被毁。要守住这样一座城市，其困难可想而知。
不过，日军要进攻长沙却也并非易事。第9战区跨湘、鄂、赣三省边区，东西以赣江、湘江为天然之境界，两翼又各有一湖，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恰成为整齐对称形之战场。日军大迂回之战法无从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而且在湘、鄂、赣三省相交的地区，群山纵横，地形复杂。其中，鄂南、湘北有海拔1600多米的幕阜山；武宁以南至萍乡分别有海拔近1700米和1800米的九岭山脉和罗霄山脉；萍乡以南有海拔2100米左右的万洋山脉。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新墙河一线有大云山（幕阜山余脉，海拔900米），是新墙河的瞰制地形，为湘北第一道屏障；汨罗江一线，东有腾云山，西有神鼎山，中有鸭婆山，三山连缀，形成南北屏障，为湘北第二道关口；粤汉铁路及长（沙）岳（阳）公路两侧，有王思岩、达摩山、影珠山、古华山相夹峙，很容易控制这两条交通要道，此为第三道关口；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从而形成天然的第四道防线。
这样一种多山、多水的地形对部队行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因此，薛岳认为，只要利用这些良好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
薛岳到达长沙时，第9战区的部队正在新墙、通城、武宁、靖安、奉新一带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进攻长沙，第9战区借助新墙河和汨罗江构筑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宽70米的新墙河为天然障碍，西起新墙河口，经九岭、南江桥，东至修水。在新墙河南岸诸高地及附近村庄构筑纵深6公里的防御地带，工事碉堡为砖石结构，战壕与交通壕相连接；前沿架设了铁丝网，可徒涉的河段敷设了地雷。第二道防线沿汨罗江西起营田东迄平江以北10公里。基本阵地构筑了星式碉堡，交通要道的两侧高地构筑了据点式阵地。
自南昌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给第9战区确定了这样一个作战方针：
赣北方面：……改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反击行动，务希随时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地放弃高安，诱敌突进而侧击之为要。
鄂南、湘北方面：湘北方面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线），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侧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