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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创作《彷惶》中的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写下了一批短短的散文诗，它们后来以《野草》的总名结集出版，这里就不妨称它们为《野草》。鲁迅的小说文字本就有两种句式，一种平实直白，是写他人的，另一种曲折繁复，是表现自己的，《野草》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用的后一种句式，单从这一点，你也不难判断，他写《野草》的目的是和写《孤独者》差不多，想通过自我描述来把握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句式上的相类，泄露了作者的另一层心思，他既想深入地剖析自己，又不愿让读者一目了然，他是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却又总还想掩上一层纱巾。他的思想根本就矛盾，照实诉说，已经是错综复杂，他现在又要刻意掩饰，就弄得更为暧昧。最深入的自剖和最用力的掩饰结合在一起，似乎他真要实践他在《小杂感》中的那句话，专为一个人写作了。
明自了这一点，你就能从《野草》的那些奇特的意象背后，不断地读出作者的自我描写。第一篇《秋夜》，那枣树便是明显的自况：头上是奇怪而高的映着冷眼的天空，周围是在夜气中瑟索的野花草，早已看透了小粉红花和落叶的梦的虚妄，也摆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这不正是迁离八道湾之后那看透了人生的鲁迅的自画像吗？至于一无所有的杆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１５就更是他面对黑暗的战斗姿态的速写了。类似这样的速写，《野草》中还有不少，像那明知道前面没有路，仍然只能踉跄着跨进野地里去的过客，那最终将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却仍然举起投枪的战士，那或者使人类苏生，或者将他们灭尽的叛逆的猛士，就都是同一类型，在表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绝望的杭战的意志。
当然，《野草》中的更多的篇章，是在表现别样的心境。像《影的告别》和《死火》、是凸现那夹在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意识；两篇《复仇》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则是发泄启蒙者的沮丧，发泄他对不可救药的大众的厌恶和蔑视。与这心境相联系的，有《失掉的好地狱》，暗示对社会变革的绝望；又有《颓败线的颤动》，近乎忘情地宣泄被人利用，施惠获怨的愤恨。《墓谒文》令人联想到《孤独者》，既是释放心中的“鬼气”，又拚命疾走，生怕看见它的追随。《希望》和《好的故事》则用了更为浅直的方式，表现类似的复杂心态。前者发誓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一掷我身中的迟暮”，可给自己打气的理由，仅仅是“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１６后者明知道结局是“骤然一惊，睁开眼”，面前什么都没有，却仍那样用心地描绘美丽的梦境，充分传达出一种心犹不甘的懊恼心情。
我特别要说说《死后》。在《野草》当中，这一篇的文字颇为特别，全不像《秋夜》或《墓谒文》那样曲折，倒是相当平直，活泼，时时显出一点讽刺，描绘勃古斋的小伙计的那一段，调侃的意味还相当触目，但是，惟其如此，这篇作品就格外使人感到一般冷气。你看这些细致的描写：“我想睁开眼睛来，他却丝毫也不动”，“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大约是重载的，轧轧地叫得人心烦，还有些牙齿龊”，“还有几个＇指苍蝇＇则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一个蚂蚁又在脖子上爬起来，终于爬到脸上，只绕着眼眶转圈子”１７……它们把那种空有强烈的意愿，却毫无动弹能力的绝望处境，表现得如此真切，我一边读着，一边就仿佛自己也与作品中的“我”一样，躺在地上任人摆弄，这是怎样可怕的感染力！像《秋夜》和《墓谒文》那样的作品，是表现了一些阴郁的意念，虽然形象很凸出，意念本身却是抽象的。可《死后》不同，它表现了一种阴郁的想象，那样具体，细致，你简直要怀疑这是不是虚构。一个人总难免有阴郁的念头，只要这是来自他的理智，那就不大要紧，困为它在他头脑中扎得还不深，改变起来也容易。可是，如果这阴郁是来自他的情感深处，来自他的下意识，他的记忆、梦幻和联想，那就说明他的心地是真正黯淡，而且难以改变了，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夏天会写出《死后》这样的作品，他对自已人生厄运的预感，实在已经是根深蒂固，难以摇动了。
我们在《野草》中读到的，是作者的深层心理，是撑住他那公开的社会姿态的下意识的木桩，是孕育他那些独特思想的悟性的温床。因此，你读懂了《野草》，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公开的文章中说那些话，譬如“一切都是中间物”，“中国的群众永远是看客”；又为什么要在私人通信中写那些话，譬如“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我常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之于我，是可利用则竭力利用，可打击则竭力打击……”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面对青年的时候，他会有那些特别的表现，譬如总要戴一块面具，总是有一种探藏的自卑感；不消说，你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停止小说创作，单是这些散文诗，已经把他内心的“鬼气”展示得这么深，靠那种《孤独者》式的自我分析，他怎么可能把它压制住？
在一九二六年，除了《野草》，鲁迅还写了十篇总题为《萌花夕拾》的回忆散文，从小时候的种种趣事，一直说到老朋友范爱农的悲惨的溺死。内容既有点杂乱，口吻也不一致，有《二十四孝图》式的愤怒的诅咒，也有《范爱农》式的彻骨的悲悯，有《琐记》中谈及衍太太时的轻蔑和厌憎，更有许多类似《阿长与山海经》那样的轻松和幽默。和《野草》一样，《朝花夕拾》也证实了作者内心的复杂，即便回忆往昔，也因了旧事本身和回忆心情的不同，显出迥然相异的情致。但我更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写起回忆来？
在《朝花夕拾》的引言中，他有明白的解释：“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１８不错，每个人都有蛊惑他，使他时时反顾的记忆，但他在什么时候回过头去，却多半取决于他此时此刻的具体心境。鲁迅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又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１９这话说得十分黯淡，但却是实情。你看他一九二六年的文字，小说早已不写了，《秋夜》和《墓谒文》那样的散文诗也不写了。杂文虽然还在写，但除了继续与章士钊、陈西滢们打笔仗，以及几篇谈话记录，几乎就没有稍长一点的文章，就连《论“废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样借题发挥的长论，似乎也做不出了。他这一年的杂文中，多的是《无花的蔷薇》那样的杂感，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否正表明了心里的“芜杂”呢？到下半年，又出现了日记体的杂感，后来又装上“通信”的框子，其实还是日记，这不正是“只剩了回忆”吗？四顾茫然，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生，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然是只能写回忆了。
其实，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这“无话可说”一直是鲁迅的基本心态。他所以竭力修订对人生的种种认识，所以在小说和散文中一遍遍分析自己，都是要找口对社会和自己的把握，要恢复自己说话的信心，要重获一套能说的话。可是，他这些努力似乎都不成功，他在小说创作中那样迅速地关闭袒露隐情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