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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不能完全实践这个宣告。一个人老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没法活。他的内心又那样复杂，即便倾向于个人主义了，人道主义的情感也还会留存，就在写《颓败线的颤动》的同时，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继续上当，一位名叫高长虹的青年朋友为了许广平对他不满，他就役有觉察。但是，在有些时候，他又确实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杨树达事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正巧在神经错乱的那一天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篇，题为《记“杨材达”君的袭来》，详细讲叙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受，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千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１１一个星期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两段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１２只要仔细读过他那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几尤其是后半部分的那几段推论，恐怕谁都会感到悲哀：一个人陷入了这样严重的病态心境，他还怎么与人交往？事实上，还在这之前，他就有过减少与人交往的念头，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当他说：“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因为“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１３这和他初到大学兼课时热情接待青年学生的态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识故青年朋友聊天，有时候也会神经过敏。他的学生许钦文就记过一件享，儿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厅里聊天，谈笑之间、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跑进母亲房中，生气他说：“他们同我开玩笑：”他一直没有返口客厅，那几个冒失鬼也不觉察，直到很晚了，鲁迅的母亲来下逐客令，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头，俏悄离去。１４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访他。后来参加“莽原社”的尚锁就说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一直没去见鲁迅，除了怕他忙，“也有点惧怯，传言中他的脾气不好。”１５鲁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又多受压抑，在许多场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场合，便很容易不自觉地发作。但他向来有个自我约束，就是尽量不对年轻人发脾气，即如许钦文记的那件事，他所以离开客厅，也是想避免当面发火。可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中间，还是形成这样一种“传言”，他的自我约束，显然是经常失败了。
令人悲哀的是，鲁迅有时候固然看错，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却常常是看对了。因此，这种不借以恶意来揣测别人的作法，常常给他带来特别的收获。他与人论战时的犀利的锋芒，有许多就是来自对叵测人心的透彻的挑剔，甚至他对历史人事的独特见解，也有不少是来自这种挑剔。一九二五前后，他多次对朋友说，他想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从白居易开始，那么多人都写过这个故事了，他却仍然别具慧眼，从中看出新的意味。他向郁达夫详细讲过自己的构想：“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许是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１６从《长恨歌》起，长生殿上李、杨的密约，历来被看作是爱情的忠贞誓词，可鲁迅固执地认定：“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１７对人心的阴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厉害了。我以前读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这种特别“毒”的眼光，有时候甚至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炼出这样的本事。可现在我党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这副特别的眼力正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表明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这条道路的尽头，就站着虚无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鲁迅早就不再景仰；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也越来越不抱希望，一九二五年他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１８这既是对清末以来革命历史的总结，也暗示了他对未来购估计。那么年轻的一代呢？“杨树达事件”正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戒心。经历过和周作人夫妇的反目，他也不会再轻信骨肉之亲。他甚至将母爱视为一种累赘，早在许寿裳妻子病逝时，他就这样劝慰说：“‘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事，故敢言之矣。”１９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入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他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２０像《报复（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更标示出他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多么深。他对许广平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２１他自己也知道是陷入虚无感了。
这虚无感不同于启蒙者的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会长存于人间：这是悲观。它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行动，即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当肩住闸门的牺牲，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以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其实倒不重要了。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
因此，这虚无感也不同于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绥惠略夫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固然对社会上的一切都失去尊敬，对自己却依旧抱有某种确信，一边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一边是孤单单的自己一至少他对自己与社会的对峙，依旧看得很清楚。惟其有这对峙的意识，他才会那样疯狂，在大街拔出手枪横射过去。一个陷入虚无感的人却不大会有这样分明的人我界限，他怀疑世界上的所有价值，这首先就包含对自己的怀疑。你对自已都怀疑了，又怎么会有绥惠略夫那样深广的仇恨呢？没有这股仇恨作动力，你又怎么会产生像他那样暴烈的报复冲动？你也许会实行某种精神上的自杀，某种极力麻痹自己，尽速消蚀生命的颓唐，但这样的自杀也好，颓唐也好，骨子里还是一种忍受，一种自戕，并不包含多少对社会的报复。绥惠略夫式的绝望，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而鲁迅遇到的虚无感，却是要取消山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其实，早在日本期间，他就已经尝到了这种虚无感。他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办《新生》，可外界的阻碍和压迫还没有降临，他们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溃散了：在这时候，他会不会感到某种无以名状的沮丧？虚无感既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它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直觉，一种感悟，越是理智无力分析伪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发它。鲁迅的悟性本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