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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大哥说了半天,很为难。我没办法了,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出马。我说:“二伯,你是因为我是陈家的姑娘,过于偏向我。若论家庭门第,玉璧家里确实比不过,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后来我家里穷成那样,比起玉璧的小康之家就差远了。我现在能够不受人欺侮,不过是因为外婆家的厚爱。再说,最贵重的是人,拿人和人相比,玉璧胸怀大志,比起那些公子哥儿、纨绔子弟,要有出息得多。”
那年月,我虽然激进,可是一个大姑娘自己出面来说这样的事情,也实在是不得已。二伯虽然注重门第,却不嫌贫爱富,对玉璧这样品学皆优、又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本来就很器重,再加上听了我和陈家兄妹的这些话,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更何况看我是铁了心,也就不再反对,听之任之了。
一九二○年,玉璧从男中毕业,到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求学,我们便自行订婚了。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成了茶楼酒肆中的特大新闻,说我这样大户人家的女儿竟然不要媒人聘礼,自己就同一个放牛娃儿把婚事订了,实在是不成体统。我不听这些闲言碎语,只管和玉璧通信。玉璧就读的成都高师,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当时由王右木①任学监,教日文;张秀熟②是国文老师,后来吴玉章③担任了该校校长,恽代英④也来任过教,还有任正格等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玉璧一进高师,就和德贤的哥哥陈远光等人一起,加入了学生会,成了其中的主要成员。接着还参加了王右木亲自创立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C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震惊一时的反对军阀侵吞教育经费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也是积极分子。我不断收到玉璧寄来的书报杂志,其中有《新青年》、《小说月报》和鲁迅的书。这些书刊很快引起了不少老师的注意,每逢玉璧一有信来,大家就要争着“排队”。可是有一次,正争着抢着,突然都不开腔了,然后一个个悄悄地走开。我觉得奇怪,回头一看,才知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刘灼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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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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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恽代英:江苏省武进人,中共早期著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二年曾在四川工作,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党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一年在南京牺牲。
吴玉章:四川荣县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学家。早年为救国图强留学日本,并被选为同盟会评论员,回国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筹划著名的四川顺(庆)泸(州)起义而积极准备,一九六六年去世。张秀熟,一九二六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代理书记,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教育厅厅长,一九九四年去世。
王右木:四川江油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去世。
这个刘灼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可是德行却极不好,在学校一贯专横跋扈,搞奴化教育,还毒打学生,大家对他都恨之入骨。他拄着黑拐棍走到我面前说:“陈玉屏,今天下午你的那班学生不要上课了,给我老爹做些纸人纸马,清明节快到了,我要去扫墓。”
我瞪了他一眼,说:“我是来教书的,又不是来给哪个做纸人纸马的。”
他也把眼一瞪说:“做纸人纸马又怎么了?就委屈你陈玉屏了吗?教员是我请的,就得服我管。”
我一听,就冒火:“什么?教员是你请的?要服你管?那好,我不干了!”说完一转身回到教室,把刚才的事情全部对学生抖落出来,然后一昂头,出了学校。
那时候一个姑娘家,得张聘书不容易,我一气之下退了聘,硬着头皮回到大舅家,把事情给他讲了。一向厚道的大舅,也气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住地说:“退得好,退得好。人活就要活得有志气,此人如此不讲道理,要跟他理论理论。”
我想了一夜,也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刘灼山,第二天就回到学校,找到几位平素要好的同事商量,决定打他的“代邮快电”,拿时兴的话说就是发传单。我们拟出了刘灼山的十大罪状,记得其中有几条是搞奴化教育,打骂学生,贪污公款,全家人在学校吃饭不给钱;还有吸食鸦片,在学校给军阀选姨太太,强迫教员和学生做纸人纸马等等,不堪为人师表,更不堪为一校之长。这份代邮快电到处张贴,整个岳池都炸开了。女师的师生们本来就恨透了他,趁着这个机会全校都罢了课,“打倒刘灼山”、“刘灼山一日不出学校,学生就一日不上课”的口号喊得天响。刘灼山眼看收不了场,就去把县长和教育局长搬来,才把这件事情压了下去。可是他的女师校长当不成了,只得卷起铺盖卷儿一走了之。
校长被我们赶走了,可是我也教不成书了,幸好玉璧也从高师毕业回来,我们就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举行了婚礼。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陈家三姑娘,从县城里那座深宅大院里,嫁到了渠河边黎梓卫镇的太阳坪,嫁到了这个离华蓥山不过五六十里的小村庄。玉璧的妈妈和所有的人,都拿我当成天上下来的仙女一样,小心又小心地捧着我,护着我。可是这里的一切,和我以前的生活差得太远太远,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什么都不想做,于是偌大的一个院子,就显得太安静,太闲适,闲得我真有些受不了。我常到黎梓卫街上去走走,看绿树掩映下小镇的粉墙青瓦,看渠河的水清悠悠慢悠悠地流,看水码头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装满这四乡八场的土产山货,只听得船老板一声吆喝,它们就沿着这条清清的渠河,下重庆,去武汉,到上海……
难道我这辈子就死守在这小山村里?难道我连这些土产山货都不如?难道我就不能走出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容得下我的世界?
于是我和玉璧说服了母亲,卖掉了分在自己名下的部分田土,然后和远光大哥、玉洁表姐,还有玉璧的好友岳刚一起,到南京去读书。
我们从黎梓卫码头上船,先到合川的石龙场,然后翻山沿小路到重庆,这样就能避开当时军阀们在沿路设下的许多关卡,省了好多麻烦。我和玉洁长了这么大,却是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小船上看什么都稀奇,正叽叽喳喳地高兴得不得了,一回头却看见玉璧沉着脸一声不响。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一群纤夫,光着脊梁在铺满卵石的河滩上一步步地爬行,他们的头几乎点着了地,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号子声。我一下子觉得山也不青了,水也不绿了,偎着玉璧轻声地说:“他们……真苦。”
玉璧长叹了一声,说:“是啊,现在好多地方,水上都开始行汽划子机轮船了,我们这渠河上,还靠着他们拉纤。”
我说:“为什么?是船老板们不愿用汽划子吗?”玉璧看着那些纤夫,说:“怎么会不愿意,可是那都是科学,是革新,需要有人来提倡,来扶持,来为它而奔走呼唤。如今川内军阀们各据一方,忙的是派粮派款,巧取豪夺,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谁还有心来做这些啊!这样下去,我们四川,我们中国,怎么富强得起来,怎么会不受外国人的欺侮!”
我的全部兴致,一下子被这些在江河上拉了千百年的纤夫们,打消得干干净净的。
到了重庆,我们在离千厮门不远的汇元客栈住了下来。一放下东西,我和玉洁就忙着要上街去看稀奇,可是却被玉璧他们拦住了。我坐在旅馆里等着船票,心里闷得慌,咕噜着说:“岳池城里那么封建的地方,我都不怕,怎么到了这样文明的大城市还上不了街了?”玉璧却说:“你呀,就是简单,以为这大城市就比乡下好了?”
这天晚上,我和玉洁突然被隔壁间一个女孩子的惨叫惊醒,连忙翻身下床,披上衣服就要去看出了什么事情,谁知一打开门就被玉璧堵了回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是军阀奸污了一个小姑娘。客栈里洗衣服的大嫂只是摇头,说:“这些事情,多啊,多得很,不稀奇。重庆这地方,就这么糟。”
我完全没想到这个自己向往很久了的大城市,会是这个样子,心里真是有些害怕,成天脚跟脚地跟着玉璧,一步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在旅馆里呆了三天,终于等到了船票。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收拾着起身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