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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一听，恍然大悟地说：“三姐，我晓得了，我这就拉他到我娘屋里去躲祸事。他这个保长，不过是为人家那些大户人家跑腿的，又没打到我屋头来，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见他两口子那慌里慌张的样子，心里暗自好笑。我们的人在走马岭下谷子，这不假，可是说乡长张蜀俊被我们当成土豪拉了，这就是假的了。那张蜀俊早几年前就是我们“好人团”里的人了，前段时间张伦又去做了不少工作，现在都成了我们游击队的纵队司令了。
我赶到河边，一眼看见魏远秀戴了个草帽，在那里站着。我老远就招呼说：“远秀啊，你是有身子的人，不去好生将息，在这大太阳底下站着干什么？”
远秀一见我，泪汪汪地说：“三姐，你没听说吗？走马岭那边都打起来了，上边喊要设卡子，文俊找人去了，叫我在这里先给他站着。”我叹了口气说：“远秀，你怎么嫁了个这么没用的男人！我只听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没听说男人要女人家来为他办公事的！见了文俊，你跟他说我到县上打官司去了，说不定还要拉他去给我当证人呢。”说着就上了船。
我坐的船刚走出码头不到五里路，就听见走马岭那边又是枪又是炮地打了起来。船到了罗渡溪，我看见岸边上站着六七个戴草帽的，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文俊为什么要叫远秀也戴个草帽站在河边，看样子这些人都是特务。我不敢在罗渡溪上岸，一眼看见河边上的另一只小船上，站着一个叫田老幺的船老板，就打了个招呼，一脚跨了过去说：“老幺，你是到重庆去吗？正好搭个方便。我有一船货在重庆卖了个好价钱，他们叫我去算帐呢。这里又是兵荒马乱的，我还是去躲躲的好。”
船到了马头溪，我找个借口下了船，到了杨巨白家里。老杨一见我就说：“大姐，你的胆子好大啊，没看见这渠河边，一路都是兵？”
我说：“怕什么？他有七算，我有八算，他有烧酒，我有罐罐，我这一辈子不都是在和他们转吗？就是不晓得我们阳合场那边的队伍，到了没有？”
老杨没想到我到了这种时候，还说出什么烧酒罐罐之类的话来，禁不住卟哧一下笑出了声。
我跟着老杨，到合川冯家牌坊一个姓赵的同志家里，见到了刘石泉。他问起战斗情况，我说：“还不晓得，不过这些年轻人，连山上的情况都不熟，就要拖队伍上山，而且粮食也没运上去，我实在是有些不放心，老刘，你就让我上去吧……”
刘石泉说：“先不说这个，再给你一个任务。听说我们一打响，县长就亲自带着两个警察中队二百多人往我们这里来了，另外还派了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去重庆绥靖公署告急，搬救兵去了。现在岳池城里，到处都在修工事，怕我们去攻城，听说还在向国民党的一个退役师长杨什么借迫击炮。”我说：“这个人叫杨赛宣，我认识。”
老刘说：“认识就好，你去叫他把他的三十门迫击炮收回来。还有，我们这一打起来，很快就要攻城，你再去把城里叫门的乡长的工作都做一下，叫他们把兵都撤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我们打的时候就不留情了。”一路上都已经设了密密的卡子，老刘给我把任务交代了，一想起路上的情况就犹豫。我说：“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危险，我要是不去，一旦打起来又不晓得要牺牲多少人！”说完转身就走。
这一去，又是十恶九险，等我从敌人的通缉令下逃出来，又见到刘石泉时，他已经明显地瘦了一圈。
我说：“石泉，工作我都去做了，可是四道城门只打通了两道。”
老刘说：“两道也可以。只是现在敌人的兵力太强，我们的同志又大多没有火线作战的经验，一时还是不去攻城为好。亚彬他们已经在山边上和岳池、广安两县的警察队伍交了火，从山上扯了下来。准备拉到肖家场来和这里的队伍会合后，再拉到金子沱去和大队人马会师。”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敌人正从四面围过来，这么多的人拉到平坝上来打，一定会吃亏的，这是当年我们作战的大忌啊。”
老刘说：“老大姐，现在顾不得那些了，你现在就去渠河嘴找张伦同志，和他一起去把渠河的退路打探一下，他不熟悉那一带的情况。”
于是我又赶快去找到张伦，和他一起坐一条小船，到渠河上去察看地形。我躲在船舱里，悄悄指给他看这渠河两岸，哪里是伏击敌人的要地，哪里是我们打了之后的退路，我们在这里最多能派多少人，敌人的救兵船来了我们又应该在什么地方拦击……最后我还带着张伦找到了一个姓贾的滩师，让他帮着我们把群众都组织起来，只等我们的命令。这事办完了之后，我又跑到合川，买了一船木柴到重庆去卖了，赚了个对本，为我们的队伍筹点经费……就这样，起义一打响，我就白日黑夜地没停过脚，在整个战场上跑来跑去，到处都是枪声和炮声，好消息之后又不断地伴随着一些坏消息。先是华蓥山上原来派人做过工作的一支土匪队伍反水，切断了我们回山去的后路；接着我们的队伍一路冲杀，到了武胜黑尔场，却被敌人四面围住，纵队政委杨希勤牺牲；再后来又是我们的七工委书记徐庶生被捕；最后得到的噩耗，竟是王璞同志的牺牲……就这样，从八月十日曾霖和杨玉枢同志在广安代市场首先起事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渠县第六支队一打响就转移结束，整个华蓥山地区的这次起义一共进行了四十二天。这次被迫提前发动的起义，当时就震动了正在成都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使华蓥山变成了“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匪此举在于建立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响应外匪入川”；那些上层人士们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的情况，并令迅速扑灭……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也是惨重的。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我们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四十五人；在岳池县被捕后送往重庆渣滓洞关押并牺牲的七十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篦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的很多人，都是曾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和亲人。
歌乐山上
清晨，我被一阵阵鸟叫的声音惊醒了，好一阵才想起，这里是重庆市郊的歌乐山。
走出房门，就是山，就是歌乐山的山顶。郁郁葱葱，人烟罕至，很难和不久前那场血雨腥风的大厮杀联想在一起。我们住的地方，是一所抗战时期从城里迁来的小学，叫广益小学，现在学校早已迁回城里，空荡荡的一大所房子，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和我们一家。自从起义失败之后，到处都在搜捕从华蓥山上退下来的人，住在这里远比住重庆城里安全得多。
从山上下来，我和一青、宁君还有梅侠，就住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家庭支部，我任支部书记。一青一到重庆，还是成天不落屋地往外跑；梅侠怀着孩子，行动不大方便，就和我一起在家里收收文件什么的；宁君呢，因为撤退的时候太紧张，没能把丢在我二姐处的冰华带下来，一个人甩手甩脚地跟着一青倒是挺自由，只是一空下来就和我叨念：“什么时候上面的路口松动了，就得赶快想办法把孩子接下来。我们临走的时候，只是哄她说上街去给她买糖，她就站在地坝边，挥着小手儿直喊妈妈再见……好乖的娃娃啊！”
我们到重庆之后不久，刘石泉也下来了。我找出了不多的一点酒，梅侠忙了好半天，才摆出一盘泡菜和半碗炒豆，大家招呼着坐了下来。
我问起王璞同志牺牲的情况，石泉长叹一声说：“老大姐，你说得对，还是你说得对，我们这样只顾表面的热闹，是要吃亏的。在这么严酷的环境里，我们的同志想到的不是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只想痛痛快快地打呀，一打起来就会胜利啊，马上就会解放了啊，而没有想到要多做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很多人连枪都不会用就上了战场，王璞同志就是因为警卫员弄枪走了火，误伤牺牲了的。我们没有像你们当年那样，没有一支有经验的干部队伍，更说不上有经验的兵了。王璞同志一死，杨希勤同志一死，人心就散了，越到后来，人就越少，只有分散隐蔽，多保住一些人再说。现在敌人到处清乡，除了罗广文的三个团和地方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