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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出自己的一张名片说：“老先生，麻烦您再走一趟，就说我陈老板是袍哥出身，万县东门上水码头的陈三爷，从来都是在茶馆里办公事，请他乡长老人家委屈这一回。”这一次还没有一杆叶子烟的工夫，就急急地来了一群人，为首的见了我，没有料到把他召到茶馆来的这位陈三爷竟是一个女人。连忙一打拱说：“不知陈三爷大驾光临，快快请茶请坐。”
寒暄了几句，我知道这人姓肖，是这里的乡长也兼袍哥的五爷，专门接待外来的客人。我说：“这几年日本人逞凶，我从万县流落到此地，干上了车行的生意，也还多承各处弟兄们的关照。如今要我到这里来拿款子，我手边一个人也没有，肖五爷是否能帮个忙，找两个弟兄送我一送？”
那姓肖的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身后确实是没人，眼珠子转了两转，沉吟了半晌，不开腔。
我一看，知道这其中有名堂。一般的袍哥公口上，只要手续齐全，哪有这点小事都不认帐的道理。我说：“看来肖五爷也有难处，君子不强人所难，我也不勉强了。”说着就拿过那只装钱的口袋，三两下解开绳子，抓住底下的两只角倒过来一抖，那法币就哗地倒了一桌子。我指着满桌子的钱，大声对茶馆里那些目瞪口呆的茶客说：“诸位都看好了，这里是钱，二十万元法币，是我们联昌车行几百个工人几个月来运送抗日军粮的血汗钱，拿回去要养家小谋生活的。今天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们乐至县要我到这简阳县来拿钱。眼下时局不大好，一路上饥民遍地，匪盗丛生，我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要和这位年过半百的帐房老先生一起把钱送到县城里，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果谁要是起了心，干脆现在就把这些钱拿走，不要等我们走到半路上又来背后打炮，害了我们妇老两条性命。”
偌大的一个茶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王大爷来了。”说话间只见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手里端着支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由人簇拥而来。一进茶馆就问：“哪位是万州来的陈三爷？”
我站着没动，说：“我就是。”
那老者一惊，忙说：“我得信迟了，有失远迎。不知陈三爷远道来此，有何见教？”
我说：“不敢打搅，若是方便，想请贵码头的弟兄们送我一程。”
那王大爷听了，手一挥说：“老五，派三个人、两支枪，把陈三爷送到简州城里！还有你老三，快去打乘滑竿。都是袍哥中的弟兄，哪有到了我这里还走不了路的道理？”那位肖五爷有点尴尬地走了。王大爷瞪了他的背影一眼，说：“陈三爷，您难得来一趟，请到寒舍坐坐，用了饭再上路。”我还了个礼，说：“实在是事务在身，不敢久留。王大爷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明了，但凡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三爷，您别见怪，我的人怠慢了您，我自有处罚。下个月，我还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到万县去办，还请您……”
我说：“王大爷，这点小事请尽管放心，我姓陈的虽是一介女流，规矩还是懂的，我这就给我们陈吉庆陈大哥修书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袍哥中像肖五爷这样的人，不多。”
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总怀疑是那位姓肖的和乐至的赵永林有什么勾结，要不是后来的这位王大爷有求于我，事情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赵永林好几件事情都败在了我的手里，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服气，就放出风来，说这陈联诗是个女的，可是那么多工人都听她的，一定有问题。于是县城里一时又满城风雨，有人将我上次从乡长手里夺枪的细节编得活灵活现的，说我当时双手一扬，就叭叭两枪搁倒了两个，那些地痞才不敢上来的；看她平时那不睬祸事的样子，莫不是在哪里犯了案的女响马？还有的人说不像，哪有像她那样的响马，经常给工人讲抗日救亡什么的，又对工人那么好。工钱高不说，看她手下的那些工人，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偷鸡摸狗，四不打老婆，还敢齐着一条心来抗丁，我看哪，恐怕有点像共产党。
谣言越传越多，后来发展到有人晚上盯我的梢，还有人悄悄在工人中收集我的言行材料。我看事情不好，就去到绵阳找竹栖商量。竹栖想了半天，说：“反正这军粮运得也快差不多了，你就交给另外的人吧，尽快撤到成都去。”
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船老板之后，又当了两年的板车老板，然后去了成都。
春江水暖
我拿着地址，找到了成都纯化街七十八号。
一个老佣人来开门，一听我说了姓名，连忙说：“原来是陈三姨妈，先生太太老念着你，怎么现在才来。”说着就领着我往里面走。
这里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廖海涛的房子，廖师长住重庆，这房子空着，就让给雷青成和杨敏言一家住着，曾三姐也在这里。我跟着老佣人进了二门，迎面就是一个好大的花园。正是春夏之交，园里花褪残红，绿叶成阴，几个孩子正围着那些桃树李树，在数藏在绿叶下面的青果子；回头一下子认出了我，全都扑了上来，陈三姨妈陈三姨妈地喊成了一片。曾三姐和敏言听见了喊声，连忙迎了出来，大人孩子一大群，拥着我进了屋。
我们在客厅里的一大排沙发上坐定，早有老妈子捧上香茶，我喝了一口放下，这才开始打量这房子。这是一幢大宅子，门前宽敞的房檐下，一排合抱粗的红漆大柱子；房子四面的半圆拱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我推开一扇窗户，窗外又是一个花园，月季、牡丹衬着满园春色，开得妖妖娆娆；远处一个精精致致的八角亭里，一个老花工正在打扫残叶。我指着八角亭边上一座平房问：“那房子那么堂皇，是做什么的？”
敏言一笑说：“是小舞厅，星期天有客人来，除了我们这样打牌的老古董，还有些爱摩登的，就在那里跳跳舞。”曾三姐一扁嘴说：“玉屏，你还没看见，后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大池子呢，男男女女脱得二光二光的，大热天跳进那池子里去洗澡，真是不成样子。”
敏言的几个儿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都说我们三姨妈晓得啥子嘛，人家那是游泳池，再热的天气也不准我们去游泳，真是老封建。
大家笑了一阵，才开始拉家常，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她们便问起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没办法咯，日本人占了上海，我呆不住了，就回来。先是在渠河上驾了两年的船，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太厉害，就跑到绵阳当了一阵子板车老板，运军粮。现在军粮也运完了，只好又回这里来，向我侄女儿的婆婆娘，讨口饭吃。”
曾三姐一听，往我背上一拍巴掌说：“这个背时鬼，只晓得说这些怪话，只要老老实实呆在我这里，还少得了你的一口饭吃？人家青成，现在红得很，听说你们两派冤家现在又合起来对付日本人了，你还躲着我们干什么？”敏言笑着，一边喊：“陈妈！快给陈三姨妈把右边的那间大房间收拾出来，她不走了，要在这里长住！”
于是我就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住了下来。不久，宁君在艺专里言行过于激进，被班上一个三青团的学生告发，连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学也上不成了；再后来，一青父子俩暴露了，也来到了成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由当时成都市长陈离的秘书长刘弄潮①帮忙，在成都中山公园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此时的成都，空气还宽松。市长陈离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川军军人，身边又有像刘弄潮这样的人士做参谋，抗日空气颇为活跃。不久，由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中华戏剧社来蓉，竹栖出面担任了前台主任，将剧社安排在春熙路的“三益公”园子里，每日由秦怡、张逸生、金淑之等著名演员出演《天国春秋》、《孔雀胆》、《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桃花扇》等进步戏剧，一时轰动了整个成都。宁君毕竟进过几天孩子剧团，一听说就成天扭着竹栖闹；竹栖哪有不管的道理，给中华戏剧社的社长应云卫一说，就让宁君进去当了个演员。
时局稍稍安定了，我就和竹栖商量，给两个孩子把婚事办了。本来我们都是不大讲究的人，可是竹栖心疼宁君，觉得这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爱俏，又在演艺界和大明星们一起抛头露面的，再说又是我和玉璧唯一的女儿，即使不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也不能过于草率。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