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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一哄而上，帮着我砍树子。那姓段的一看大势已去，连忙说：“大表嫂，你砍你砍，我不说了，只是你总得把枪，还给我嘛！”
我看看手中的枪，哗地把子弹和撞针都退了出来，然后一扬手，那东西就飞过几根田坎，落进远处的一块水田里。我在坟山上砍了九根大树子，叫人抬到黎梓卫码头边，在茶馆里与“水木匠”们说好了价钱。第二天正好是个黄道吉日，掌墨师燃香烧纸，拜了鲁班祖师爷，接着杀了“开墨鸡”，就在“龙头枋”上弹下了第一根墨线。半个月之后把船做好了。下水的那天，我摆了二十桌“开航饭”。掌墨师杀了“收墨鸡”，那只红公鸡只叫了一声，大家都说大吉大利。陈家和廖家的亲戚一百多人帮我把船推下了水，场上的袍哥大爷们也来为我捧场。段家兄弟觉得势单力薄，再也不敢吱声。
几天后，我借母亲的钱买来的一万斤生姜，准备运到重庆去赚个对半。正要开船，清浦来了，哭笑不得地说：“你呀，还是那个毛德性，这船没有营业执照，你都敢走？辉同，把执照和号牌给你大姐钉上。还有，沿途的码头公口我设法都给你打了招呼，你尽管放心去，只是船上有些老规矩，要好生弄清楚，不要犯了走不到路。”
常言道：船载千斤，掌舵一人。我请的掌舵师，是一个叫朱望和的老艄翁，早在岸上就跟我交代清楚了，船上忌讳所有同“沉”的音，只叫我老板就是了。朱师傅还叮嘱我说，欺山莫欺水，欺水变成鬼，行船一路上险恶，忌讳无论如何是要遵守的。比如不能端着碗上岸吃饭，不能先盛饭后舀汤，看舱时不能说话等等。我一时都记不住，也没有心思去记。我站在船头上，看着两岸熟悉的风光，怎么也没想到这才多久，我居然从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成了船老板，又在渠河上开始做生意了。
船到重庆，商人们见我运的黎梓卫生姜，一轰而上。却欺我是个生手，联起手来压我的价，三块钱一百斤的市价，他们只给一块五，还说如果我不卖，就叫我的姜烂在这船上，以后也别想在重庆做生意。我一听，心想哪有这么怪的事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姜搬到陈文玉的船上，一放就是一个多月。眼看要过年了，正是卖姜的好市口，他们手里的货卖完了，上边的货又下不来，这才慌了。我趁机抬高了价钱，一下子赚了一大笔。后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对陈文玉说：“你的那个三娘也太厉害了，以后这重庆城里的码头上，恐怕没有哪个敢和她作对。”
我听了这话，冷冷一笑，心里想，不敢和我作对的，岂止是你们这些奸商。
漫漫求索
一天，我的船刚靠上千厮门码头，陈文玉就领了两个人进来，万万没想到竟是竹栖和一青爷儿俩。大家又说又笑地寒暄了一阵，我才知道竹栖暴露后离开万县，就通过组织上的安排，到了江油，现在已经在江油做了国民兵团副团长，还兼任了江油、彰明、平武、北川四县的军团联络办事处主任。一青呢，我离开万县后，他就入了党，奉命去协助刚刚进川的孩子剧团到云阳等地作巡回演出。这个孩子剧团，是我们地下党在淞沪战场上组织的一批难童，后来就归到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同志当时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他们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些孩子们非常关心。这些孩子到了四川之后，走一路演一路，沿途掀起了一浪浪抗日的热潮，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一青跟我说起他的这一段生活，眉飞色舞的，兴致高得不得了。我看着他，不禁又想起了宁君。当时我已经把宁君送到了合川的廉溪中学读书。这个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有点名气，可是宁君这孩子，我和玉璧从来就没好好管过，连小学都没读完，上初中很是吃力，女孩子家又喜欢唱唱跳跳的。一青既然和孩子剧团这么熟，我就和他商量，让他把宁君介绍进去，一来有组织管着，二来也好让她在里面好好锻炼锻炼。
一青听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去说一声就行，只是不晓得宁君妹妹……”
竹栖横了他一眼说：“宁君妹妹怎么了？孬了吗？漂漂亮亮的一个姑娘，你诗伯的女儿，要个人来比！”我和一青都笑了，我说：“一青，你这么喜欢这孩子剧团，看样子是不想走了，要去当娃娃头儿了吧？”
一青看了他爸爸一眼，嘟着嘴说：“人家倒是想，就是我爸不干，他要我跟他去江油，当少爷。”
大家又是一阵笑，我说：“好啊，看样子你爸爸是个当官的料，干脆我也去沾点光，你去当少爷，我就去给你们当老妈子，混碗饭吃。”
竹栖说：“这怎么敢当，如果你真的愿意，我们就联起手来，一起干一件大事。”
我问什么大事，竹栖说：“我就是要和你商量。现在汪精卫投敌卖国了，国民党今年一开年，就在重庆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把他们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方针是对共产党实行防共、限共和溶共，所以现在我们不得不作准备啊。组织上觉得我现在处的位置不错，就决定以我管辖的四县民兵为基础，在北川搞一个游击根据地，准备培养一批基本队伍作为今后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应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的内战。可是又不能让他们抓住把柄，对外就只能说是办农场，烧碱、割生漆。只要此事有了眉目，我就来请你，你在华蓥山上打了多年的游击，有经验，我们一起来办怎么样？”我迟疑了一下问：“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他说：“这么秘密的事情，哪里能让多少人知道？就上面的几个主要的领导知道。”
我说：“这几个领导同意吗？我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的人哟。”
竹栖愣了一下说：“诗姐，这个事情你别东想西想的，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哪能就做了主，当然是请示过的。现在我们党都处在潜伏时期，有好多党员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在参加地方的活动，更何况你是那么早的党员，你在万县坐牢的情况，我们万县的同志都是了解的。说来也是你的运气不好，上次都准备给你恢复关系了，不想你又因为那次大搜捕回了重庆，错过了那个时机。不过你也别着急，这次正好有个机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在万县搜捕我们的人，搞得很厉害，孟伉、李明和好几位同志都来了重庆，避避风头，就住在大梁子的怡康旅馆。这次一见面，他们就向我问起你，叫我来打听一下你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如果组织关系还没解决，就打算给你办了，今后也好工作。”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还不晓得这么多老朋友都到了重庆，还挂念着我，商量着要给我恢复组织关系。这不但是我自己的大事，也是山上的那么多同志的大事，真是世上知我者，竹栖和这些同志们也。
于是当天下午，我就随竹栖去了怡康旅馆，见到了孟伉一行人。这是个很简陋的旅馆，每人每天连吃宿在内，要八角钱。我说：“你们这么几个人，又不知道要住多久，这生活费从哪里来？”
竹栖听了哈哈大笑，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孟伉这样的财神，还怕没饭吃吗？他在雷忠厚的绸缎铺子上摆了个小玻璃匣子，自己写了一幅打油诗贴上，诗云‘鄙人治印，一字一元，多的不要，少了不干’。不两天，前来求印的就挤破了门，一天几十个。他说，我又不是工匠，哪能没命的干，一天只刻一个！就这一个印，一会儿的工夫，这些人的饭钱烟钱都有了。”
我说：“孟伉兄，许久不见，没想到你在重庆的名气也这么大了。”
一青说：“诗伯，你只顾着忙你的生意了，不晓得我刘伯伯的名气，现在可不得了咯。前不久，就在这大梁子青年会办了个全国书法展览，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于右任也去看展览。一走到我刘伯伯的书法前就站住了，硬是看得出了神。好一阵才对他的秘书说：”这字写得好，极有功力，我看除了我之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赶上他。不知这人是何许人也？‘你说，自称中国书法第一人的于右任都这样说他，我刘伯伯还能不红？“
大家又是一阵戏言，说得孟伉哈哈地直是摆手。我偶尔一回头，发现一个人眼盯盯地看着我，不由得有些诧异。仔细一看，原来是李明。我在万县时，他和孟伉他们一起来看过我，才多久不见，怎么觉得这个人油头粉面的。说了一阵，孟伉说：“联诗，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你的组�